郭依永墓誌銘
郭依永，名剛基，又名立篪，姓郭氏。他是我的好友郭嵩燾（號筠仙，曾任巡撫）的兒子，也是我的第四位女婿。他自幼體弱多病，讀書數年，家人仍叮囑老師不要過分嚴厲督促。十四五歲時，郭嵩燾奉命出任廣東巡撫，依永隨父親到南海官署生活，專心致誌鑽研學問，學業大有長進。後來隨父親返回湖南，更加仰慕古人著述創作的風采。從科舉應試的經義、律賦、試帖詩，到唐代楷書、名家繪畫，他都深入探究其中門徑與意趣，而對古今體詩的研習尤其勤勉。
同治七年，郭依永以優異的考試成績名列前茅，補為縣學生員。父親和兄長曾勸他專心攻讀科舉學業，暫時擱置詩歌創作。但依永認為人生誌嚮應當遠大，豈能隻侷限於科舉應試。回家後他依然昂首吟詠，詩稿堆滿房間。他與兩位年過六旬的忘年交——龍光輔（字樹棠）和東林老僧，時常相互唱和，樂此不疲。有時他騎著駿馬，帶著一個書童，傍晚時分去古寺遊覽，尋得佳句方歸，以此自得其樂。
依永的詩作風格峻拔蒼涼，如同秋夜驟起的風聲，令萬物感傷；又似看儘山河變遷，深知人生際遇難以把握。長輩們都詫異於名門少年不該有如此心境，東林老僧也曾詢問緣由。依永自稱每次作詩時，百般感慨自然湧來，無法抑製。最終他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一歲。
依永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因郭嵩燾（筠仙）顯貴而獲贈榮祿大夫的封號。曾祖母、祖母以及母親陳氏，都被追贈為一品夫人。他育有兩個兒子：本含和本謀。另有一個女兒出生月餘便夭折。臨終前，依永按例被授予員外郎的官職。同治九年某月某日，將按照官員的禮儀將他安葬在某縣某山。
可歎啊！年老喪子，仁慧者不得長壽，這都是世人所謂的不幸。然而聖賢之輩也有遭遇此等事的，難道上天所認可與否，與人間所稱的善惡禍福之說，竟全然不同嗎？抑或是人間萬事紛紜變幻，造物主都無暇細察，任憑吉凶顛倒、毫無區彆？天人感應的道理，自古以來就未有定論。依永在世時，他的詩作已頗能領悟得失如一、生死等同的境界。如今他既已離世，或許已豁然開朗、大徹大悟了。於是記述我所知之事，撰寫銘文以告慰幽冥，也稍解筠仙的悲痛。銘文寫道：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閩。
（老夫嘗聞君子敬畏天命，猶如孝子侍奉高堂。）
苟遭禍謫，敬受不疑。
（若遭禍患謫降，必恭謹承受而無怨尤。）
恭若申生，順若伯奇。
（其恭順可比申生，其柔順可擬伯奇。）
又聞道家之言，與化推移。
（又聞道家有言，當隨造化流轉。）
縱心任運，有若委衣。
（縱放心神聽憑時運，宛若委棄衣裳。）
雖宗旨之各彆，要安命而無違。
（雖儒道宗旨各異，要皆安於天命而不違逆。）
覽依永之詩篇，似多見道之詞。
（觀依永之詩章，字裡行間多含悟道真言。）
胡含愁而鬱鬱，豈其中有不自持？
（何故心懷愁緒鬱鬱難解？莫非胸中自有難抑之情？）
修德之報或爽，雖神聖不能測其微。
（修德之報應或有差池，縱是聖賢亦難窺其玄機。）
主之人者為吾能為，主之天者吾安敢與知？
（人事可為者吾當勉力為之，天道運行豈敢妄加揣測？）
等死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
（視死生如晝夜更替，信壽夭本有定數。）
存者抑情而複禮，逝者奠魄而永綏。
（生者當剋製哀思而守禮法，逝者魂魄永安得享祭祀。）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鹹豐九年，現任侍郎彭玉麟在湖口修建水師昭忠祠，既已刻碑記載戰事經過，又囑托我撰寫碑記。當時湖口以下，長江千裡之地皆為賊寇所占。次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地區相繼淪陷。國藩奉皇命總督兩江軍務，於是提議組建淮揚水師，由黃翼升統領。又過兩年，再議組建太湖水師，委任李朝斌統率。
此後，黃翼升、李朝斌兩支水師沿長江、沿海一路進抵蘇州、鬆江及常州等內河水域；而上遊湖北、湖南一帶，隻有彭玉麟與總督楊嶽斌的水師仍如往常般駐守。鹹豐十一年，官軍收複安慶；同治元年，攻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奪取九洑洲；三年，最終收複金陵。蘇州省城及所屬州縣也相繼平定，水師在此過程中功不可冇。我因痛惜陣亡將士眾多，於是又上奏在金陵修建昭忠祠，以告慰將士英靈。
自湖口以下，賊寇再未派出大隊炮船與我軍在水上交鋒。然而我軍將士臨陣捐軀者，仍接連不斷。至於那些高城堅壘，千炮暗伏之處，陸軍正麵進攻，水師從旁策應，往往城牆尚未攀越，屍首已堆積如山。有時連日圍攻，最終仍未能攻克；有時傷亡慘重，僅奪下一處營柵。更有甚者，如九洑洲之戰，連攻三四日，折損兩千餘人，雖在公庭奏凱慶功，卻在私舍掩麵飲泣。
再如那些支流小河、扼守險要之處，賊寇以短兵相接、火槍射擊，逼迫我水師進退維穀。前鋒將士接連倒下，後繼部隊仍頑強抵抗，卻終究寸步難進。又如倉促馳援之時，在近海航行作戰，像福山之役那樣，輕舟戰船在驚濤駭浪中顛簸沉浮，轉瞬間就有數百艘戰船沉冇，這些都是眾人親眼所見之事。至於那些遭遇不測而捐軀，或負傷後不治身亡的將士，更是數不勝數。
如今東南平定已逾五年。長江水師另立新製，將士更替，閒適無事。若要詢問數年前戰事詳情，已鮮有人能詳述其狀，更何況追溯十年前舊事！像楊嶽斌當年馳騁江上，出入槍林彈雨，力挫強敵；彭玉麟腳穿草鞋徒步疾行，馳援江西危局，如今又有誰能道其大概？太平歲月裡，人們多不願再聽那些艱危困苦的往事，人情世態大抵如此。
君子立身處世，不敢輕易忘記艱難困苦的境遇，更不敢因循守舊，自以為可以高枕無憂。禮製習俗、政令教化，國家自有常法。前代賢人尚且因時製宜、隨機應變，不墨守成規，更何況用兵之道必鬚根據地形敵勢而變化，哪有一成不變的戰法，永不失效的製度？如今的水師建製，不過是針對粵地賊寇的形勢而製定的權宜之計，所幸最終取得了成功。倘若日後時局變遷、形勢不同，再有寇亂興起，若拘泥於舊製，認為能平定粵寇的方法就足以應對天下無窮的變亂，這絕非智者敢輕易斷言之事。
唯有忠臣為國謀劃百折不撓，勇士臨敵視死如歸，這纔是永恒不變的製勝之道。至於武器裝備、軍需物資、兵員選拔、戰術訓練等可以變革的方麵，正需要後世賢能審時度勢，靈活應對，彌補前人的不足，使其日益完善。怎能固步自封，沉溺於舊製，始終不知變通呢？
如今朝廷設立方略館，戰功將載入史冊，不必贅述。這裡隻略述殉難將士的慘烈，使後人肅然起敬。同時藉此論述兵家之道的變幻無常，以破除我們這些人自以為是的成見，希望後世能常懷敬畏之心。
大界墓表
先父於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辭世，忽忽已二十三年。當初安葬時，家父曾修書至京城，命國藩撰寫文章記述先人德行，刻於墓道碑石。國藩暗自觀察先父的威儀言談，確實具有非凡的雄偉氣度，卻終老於鄉野，未曾遭遇重大機遇得以施展抱負。其治家之道與鄉裡表率之行，皆遵循中庸之道，並無特彆驚人的事蹟。唯獨先父平日常言，多有足以垂範後世之語，現鬥膽敬述一二，以訓示子孫後代。
先父曾言：我年少時沉溺遊樂，常往來湘潭街市，與紈絝子弟縱情嬉戲，有時日上三竿仍高臥不起。族中長輩曾譏諷我輕浮放蕩，恐將敗儘家業。我聽聞後立即起身自責，變賣馬匹徒步歸家。從此終身未等天亮便起身勞作。三十五歲時，我纔開始專心務農。所居高嵋山下，梯田陡峭如階，地塊狹小如瓦。我鑿石開土，將十幾塊零碎田地連成一片，使農夫便於耕作。我日夜巡視水渠，聽蟲鳴鳥叫知曉節氣變化，觀晨露綴滿稻穗便覺欣喜。開辟半畦菜園，晨起除草由我負責，傍晚施肥則交給雇工。
回家後餵豬，出門便養魚，各種活計交替著做。凡是親手種植采摘的蔬菜，吃起來格外香甜；凡是親身經曆艱辛獲得的東西，享用起來也特彆安心。我們家族自元明時期定居衡陽廟山，長久以來冇有祠堂。我與族中長輩商議後，共同建立祠堂，每年十月舉行祭祀。自清朝初年遷居湘鄉，到我曾祖元吉公時，家業纔開始興盛。我又與族人商議，另立祭祀典禮，每年三月舉行祭祖。世人向神靈祈求福澤，往往寄托於虛無縹緲之事。我認為神靈的降臨，冇有比祖先更親近的，所以特彆重視對本源祖先的祭祀，而其他祭祀暫且從簡。
即便後世家境貧寒，禮製不可廢棄；子孫即便天資愚鈍，家祭也不可簡略。我年少失學，成年後深以為恥，不僅讓子孫拜名師求學，更樂於結交文人雅士，期盼能常有飽學之士出入家門，如此方覺欣慰。其次，對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始終恭敬有加；至於普通交往，則隨緣應酬。而對於那些巫醫、僧道、風水先生、算命之流，我唯恐避之不及。
對待貧困的舊親故交，接待時唯恐不夠隆重。明眼人隻要觀察一家所結交賓客的品行與往來疏密，就能預判其家業興衰，這個道理從未有差錯。對於鄉鄰親友，遇喜事必去祝賀，遇喪事必去弔唁，遇疾病必去探望，這是為人之常情，我必定親身踐行。若財力不足以資助他人，我便以勞力相助。
鄰裡發生爭執時，我常居中調解化解糾紛。遇到特彆蠻橫無理之人，便嚴詞斥責，氣勢如雷霆般震懾，道理如箭矢般透徹，再凶悍之人也往往氣餒。有時備酒款待以示誠意，最終一笑化解恩怨。君子身處民間，就應排解一方困難；位居高位，則要平息世間紛擾。道理本是相通的。對於年久失修的道路橋梁，孤寡老弱無依無靠之人，我都量力而行隨時相助，雖是小善亦不輕忽。若定要等到富貴纔去作為，那天下就永遠冇有能做成的事了。
以上這些，都是先父生前常說的話。我（曾國藩）不僅耳熟能詳，父親和叔父也多次轉述這些教誨來告誡我們。
先父名諱玉屏，號星岡。他聲如洪鐘，初見者往往敬畏，但性情溫厚仁愛，待人接物無不儘心。他去世時，遠近親友無不感傷歎息，有人甚至痛哭不能自已。先母王太夫人孝順謙和，妯娌們都敬重她的為人，從釀酒縫紉到接待賓客、主持祭祀，操持各種家務都合乎禮法。她侍奉丈夫極為恭順，遇到丈夫發怒時，便屏息減食，甘願受些委屈以換回丈夫的歡心。
王太夫人年過七十仍親自操持家務，事無钜細皆親自過問。她對兒媳孫輩、族中親戚乃至幼童仆婢，都想著施以恩惠。所贈之物雖不貴重，卻情意深長，且時常賙濟。太夫人於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歲，安葬於木兜衝。三年後，星岡公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葬於八鬥衝，並將太夫人靈柩遷來合葬。又過十年，到鹹豐九年十二月，二人墓塋一同遷葬至大界。
星岡公的先祖中，六世祖名叫孟學，是最早遷居湘鄉的一支。曾祖父名叫元吉，是另立宗族祭祀製度的人。祖父名叫輔臣，父親名叫竟希。曾祖母姓劉，祖母姓蔣和姓劉，母親姓彭。因我（曾國藩）愧居官位，先父最初受封為中憲大夫，後累次追贈為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母最初受封為恭人，後累次追贈為一品夫人。朝廷廣施恩典，向上追封先祖，竟希公被追贈為光祿大夫，母親彭氏也被追贈為一品夫人。
先父生我父親兄弟三人，二叔上台早逝，三叔驥雲無子，便以我弟國華過繼為嗣。先父共有五個孫子。自太平軍起事以來，隻有國潢在鄉裡操辦團練，其餘四人都投身軍旅。國華、貞乾戰死沙場，我與國荃因微末戰功得以出任封疆大吏並受封高爵。那些曾親見先父風采的高壽長者都說，我們兄弟的威嚴與謀略，比起先父相差甚遠。
先父的風采由此可以想見。現有曾孫七人，玄孫七人，如今家族安居樂業、躋身顯貴的境況，全賴先祖德澤庇佑。因此記述其生平大略，刻於墓道石碑，既讓後世子孫不忘祖訓，也使過往之人查考事實時，能知此事確有明證，並非虛美之辭。
台洲墓表
唉！在我的父母改葬於台洲十三年之後，我才得以在墓前立碑記述先人事蹟。
先父名麟書，號竹亭，一生勤學不輟，教書授業長達二十餘年。我資質愚鈍，自八歲起便隨父親在家塾讀書。父親每日早晚講授，循循善誘，若我不懂就反覆講解，直到完全領悟為止。有時在路上，有時在床前，他都會反覆考問我之前困惑的問題，非要我徹底明白才罷休。對其他學童也是如此教導，後來教育我的弟弟們也是這樣儘心儘力。
父親常說：“我天資愚鈍，所以教導你們這些資質平平的孩子時，格外有耐心，從不覺得麻煩辛苦。”父親多次參加學政考試都未能如願，後來便帶著我一同赴考。我們父子揹著筆墨徒步趕考，卻屢試不中。直到道光十二年，我才考中縣學生員。那時父親已經四十三歲，前後參加童生試竟達十七次之多。
我們曾氏家族從衡陽遷居湘鄉五六百年間，從未有人考中過秀才功名。直到如今才終於實現零的突破，可見科舉之路何其艱難。自清朝初年遷居湘鄉以來，世代務農。到了我祖父星岡公時，開始以不讀書為恥，講究禮儀規範，結交文人雅士，並嚴格督促我父親讀書，終年勤學苦練，期望能有所成就。祖父神態威嚴，令人敬畏。他對我父親要求尤其嚴格，常常在眾人麵前厲聲訓斥；即便對旁人有不滿，也往往通過嚴厲管教長子來發泄。
祖父整日絮絮叨叨，數落父親的過失。有時甚至說出激烈刺耳的話，彷彿在質問“難道還嫌我不夠嚴厲嗎？”全家人都戰戰兢兢，唯獨父親始終恭敬孝順，屏息靜氣地貼著牆緩步上前，神色依舊和悅。祖父晚年重病纏身，癱瘓失語，生活起居全靠父親照料，片刻不見就不高興，稍有需要父親就立即迴應。這時我們才明白，當年祖父對父親那般嚴苛責備，其實是寄予厚望、愛之深切，隻是常人難以理解罷了。
鹹豐二年，太平軍進犯湖南，圍攻長沙，父親帶領鄉民組織團練，訓練子弟，講解陣法，操練武藝。不久後，我因母親去世回鄉奔喪，奉命督辦湖南團練事務。次年又奉命組建水師，支援湖北戰事。父親雖身處偏遠鄉村，卻始終心繫國家戰事。
父親最初命四弟國葆招募鄉勇討賊，後又命三弟國華、九弟國荃招募勇丁北上征討湖北，東進江西，都取得一定戰果。然而父親竟於鹹豐七年二月初四日猝然離世。一年後，國華在三河之役中壯烈殉國。又過四年，國葆病逝於南京。朝廷對兩位弟弟都給予褒獎撫卹，並賜予美諡。後來我與國荃最終收複了安慶、江寧兩座重鎮。雖說是天意使然，但也全賴父親教誨，讓諸子都執戈從戎、共赴國難的結果。
當初我在道光年間任職京城時，恰逢朝廷廣施恩典，祖父和父親都被封為中憲大夫，祖母和母親都被封為恭人。到了鹹豐年間，又四次蒙受皇恩，三代祖先都被追贈為光祿大夫，女眷都被追封為一品夫人。當今皇上即位後，再遇四次恩典，又因戰功，我們兄弟得以受封爵位。於是曾祖父儒勝公、祖父玉屏公和父親都被追封為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母彭氏、祖母王氏、母親江氏仍封為一品夫人。唉！我們家族蒙受的榮耀真是到了極點啊！
江太夫人是湘鄉隱士沛霖公的女兒，嫁入曾家後侍奉公婆四十餘年，燒飯必親自動手，照料必恭謹周到，待客祭祀的禮儀都精心準備。她生有五子四女，家中衣物用品都靠她一人操持。有人擔心她家人多貧苦，太夫人說：“這個孩子讀書，那個孩子種田，還有的做工經商。我在內操勞，孩子們在外奮鬥，何必擔憂貧窮呢？”她常以自強不息的話自勉，有時也說些幽默的話來緩解辛勞。
鹹豐二年六月十二日，江太夫人因病去世，九月二十二日安葬在下要裡宅院後方。父親於鹹豐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在周璧衝，到鹹豐九年八月某日，與太夫人一同改葬在台洲貓麵腦。父親有兩個弟弟，二弟名上台，二十四歲便去世了。父親照顧他一年多，四處求醫問藥，常常徹夜不眠地守候。
三弟名叫驥雲，性情謙讓仁厚，年紀越大越恭敬。他冇有兒子，以國華過繼為嗣。他在父親去世三年後也離世了。四個姐妹中，有兩人早逝，另兩人也相繼去世。如今在世的兒子，隻有我和國潢、國荃三人。現有孫子七人，曾孫七人。在此簡略記述家族概況，以彰顯先人的美德，使福澤綿延後世。而我才能淺薄，卻身居高位，終日惶恐，唯恐不能承擔重任。
湖南文征序
我的好友湘潭羅研生君，將他編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給我看，囑托我作序。我學識淺薄，又年邁體衰，怎敢妄論文事？但我聽說古代的文章，最初本無所謂章法。《易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等經典，其文體風格、語言特色，竟無一字相互沿襲。即便是周秦諸子的文章，也各具特色。比較這些作品，差異之明顯猶如金玉與草木之不同類，哪裡有什麼固定法則可言。後人本不善為文，卻勉強模仿古人作品，於是有的形似，有的神離，這纔有了所謂“合於法”與“不合於法”的說法。
如果不刻意模仿，每個人心中都有天然的文章，大致包含兩個方麵：一是理，二是情。這兩者是人人都具備的。將自己所明白的道理寫成文字流傳於世，將自己愛憎悲喜的情感通過文辭表達出來，就像剖開肺腑將真心寫在竹簡上。這些都是自然天成的文章。性情淳厚的人，大多都能寫出這樣的文章。
但文章的深淺優劣，卻可能相差千萬裡而冇有止境。除儒家經典外，諸子百家的著作大多各有偏重。以說理見長的，多有精辟深刻的論述，但弊端在於可能偏激失當；以抒情見長的，多有纏綿動人的言辭，但弊端常在於華美而缺乏實質。從東漢到隋朝，文人學士的文章大多義理不單獨呈現，文辭多用對偶。即使討論國家大政、考訂重要禮儀，也常常使用排比句式，夾雜柔美音調，這種風氣直到唐代仍未改變。
雖然韓愈、李翱立誌恢複古文傳統，卻未能改變當時盛行的駢文風氣。這些都是偏重情韻的一類文人。宋朝建立已久，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等人推崇韓愈，奉為不可動搖的宗師。恰逢當時大儒輩出，共同探究孔孟之道，研討精微之言。眾多文士仰慕效仿，大都效法韓愈的文章風格來闡明心性之道。從元明到本朝康熙、雍正年間，文風大致相同，若非如此便難以躋身文壇。這些都是偏重義理的一類文人。
乾隆年間以來，博學之士逐漸厭倦舊有學說，另辟蹊徑，遠溯漢代經學，於是出現了所謂的考據文章。對一個字的音韻訓詁，一件器物的形製規格，動輒辯論數千言。以往那些講求義理、風格淡遠簡樸的文章，有時反被摒棄，認為空洞粗疏不值一提。這又是文壇風尚的一大轉變。
湖南這個地方，北麵緊靠長江，南麵接近五嶺，西麵連接貴州四川，是眾多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可算是偏遠荒僻的山野之邦。然而在周朝末年，屈原在此誕生，《離騷》等篇章成為後世抒情文學的典範。到了宋代，周敦頤又在此出生，寫下《太極圖說》《通書》，成為後世義理之學的源頭。這兩位賢人，都是前無師承，獨自創立了高妙的文章。上承《詩經》《周易》的風範，下啟百代英才，後世無人能超越他們的成就。
更何況湖湘後學，深受先賢遺風熏陶呢？這部文集所收錄的文章，精於說理的約占十分之六，善於抒情的約十分之四，駢體文也多有采錄，雖不明言法則而法度自然不亂。唯獨考據文章收錄極少。因前代學者對此倡導不多，後世仰慕者也少。研生先生治學，考《說文解字》以探究訓詁，注《禹貢》以辨析地理，固然深諳考據之學。但論文隻推崇根本要義，不尚繁複引證，取其長處而不陷其偏頗，這正體現了君子治學謹慎選擇方法的原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