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婦蔡氏，年少時嫁給歐陽惟本，是節母的長媳。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遭遇大饑荒。節婦即將出嫁時，她的父親輔世因家貧無力置辦嫁妝。族中親友湊錢資助，共得三千多文錢，父親用這些錢為她置辦嫁妝送她出嫁。節婦暗中將錢放回，藏在草墊裡，把鑰匙係在草墊外端。父親回家後發現家中無糧，拉開鑰匙卻發現了那些錢。他流淚說：“我的女兒真是孝順啊！留下這些錢來救我的命。”惟本去世時，節婦也正好二十八歲。
從此節婦放下一切雜務，專心跟隨節母學習侍奉祖母劉孺人的方法。每天黎明時分，劉孺人起床，節母手持髮簪侍立在左側，節婦在右側為她整理衣冠。到洗漱時，節母端水，節婦捧盆。到用餐時，節婦準備飯菜，節母在旁勸食。就寢時，三代人同睡一床，靜默無聲地聆聽老人動靜。劉孺人發怒時，節母貼牆站立惶恐不安，節婦則從容周旋，設法平息老人怒氣。當劉孺人生病時，節婦煎藥，節母先嚐過後再奉上。夜裡兩人輪流守候，衣不解帶。一天夜裡，節母起身時不慎跌下床，摔斷兩根肋骨。節婦見狀痛哭上前攙扶。節母卻示意她噤聲，唯恐驚動劉孺人。
劉孺人晚年雙目失明，手腳癱瘓，每日坐在竹轎上遊覽庭院。節母在前肩扛轎杠，節婦在後肩扛轎杠。後來劉孺人以九十高齡去世，節母年近六十，當年摔斷的兩根肋骨竟完全康複。又過了二十多年，有盜賊入室搶劫，用刀砍傷節婦的手指和手肘。傷勢雖重卻未就醫，最終也痊癒無恙。人們都認為這是孝行感天的征兆，或許有神明在暗中護佑。道光九年，節母去世，享年九十六歲。道光二十三年，節婦去世，享年八十三歲。在此五年前的己亥年，朝廷依照慣例對婆媳二人均予以節孝旌表。
前史官曾國藩評論道：節婦有四個孫女，其中二孫女嫁給我的嶽父福田先生。福田先生是位品行敦厚的君子，常向我講述歐陽家婆媳的事蹟。我從前在禮部任職時，看到各省上報請求旌表的婦女事蹟，凡是殉夫的烈婦都另列專折。高宗皇帝曾下詔斥責這種做法，不予旌表，認為德行不以刻意求難為貴。然而世俗之見往往推崇偏激極端的行為。看歐陽家婆媳的節操，似乎隻是尋常德行並無特異之處。但她們懷著純粹孝心，戰戰兢兢侍奉婆婆長達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始終不渝，天下最困難的事，還有比這更難得的嗎！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人發動叛亂。鹹豐三年二月初十，攻陷我金陵城，占據作為偽都。官軍圍攻八年未能攻克。鹹豐十年閏三月，官軍潰敗。賊軍勢力更加猖獗，聚眾達三百萬之眾，擾亂十六個行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曾國荃率軍進攻金陵。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在鐘山腳下通過地道戰術攻克城池。當年十月，修複城牆缺口工程竣工，立石碑以標記此處。碑文銘刻道：
窮天下力，複此金湯，
（耗儘天下之力，才收複這座固若金湯的城池，）
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將士們何等艱辛，後世之人切莫遺忘！）
《棠棣》是宴飲兄弟的詩篇，《小宛》是兄弟相互告誡避禍的詩篇，兩首都以脊令鳥起興。因為脊令鳥性情最為急切，用情最為真摯。所以《棠棣》用它比喻急難相助的情誼，《小宛》用它比喻遠行奮進的誠心。我長期困於軍旅，溫甫、沅浦兩位弟弟從軍，最初都是因急難而來相助。沅浦堅忍果敢，最終成就大功，使我得以免於罪責。因此常與沅弟以安逸相誡，期望能早起晚睡，不辱冇父母所生。於是取兩首詩中脊令鳥的寓意，將堂命名為“鳴原堂”。
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的遺書於同治四年十月刊刻完成，共計三百二十二卷。曾國藩親自校閱了其中《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及《四書》《易經》《詩經》《春秋》等經典的稗疏考異十四卷，共訂正訛誤脫漏一百七十餘處。因軍務繁忙無暇細讀全書，於是作序道：
從前孔子常談論求仁之道，同時重視禮的實踐；孟子也將仁與禮並重。因為聖王用仁來調和人與物的關係，用禮來平息天下的紛爭——內在修養冇有比仁更重要的，外在規範冇有比禮更迫切的。在孔孟的時代，老子莊子就已經鄙棄禮教。楊朱墨翟的學說雖各有不同，但同樣損害仁道。後來各家學說紛出，典籍遭焚燬，精微的言論中斷，人倫綱紀紊亂。漢代儒者蒐集殘存經典，戴聖編纂《禮記》，才使禮學得以儲存十分之一。
又過了一千多年，宋代儒者重新接續中斷的學問，張載先生著《正蒙》探討實踐仁道的方法。王船山先生為《正蒙》作注數萬字，為《禮記》作注數十萬字，既深入探究人與萬物的共同本源，又顯明地建立萬事萬物的綱常，在禍亂未形成時就加以消弭。他對古代聖賢明體達用、循序漸進的思想要旨，往往有精到的闡發。
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於崇禎十五年考中舉人。他目睹當時朝廷政令苛刻嚴酷、不近人情，而士大夫們又爭相追逐虛名，東林黨、複社之流結黨攻訐，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極力貶斥申不害、韓非的權術，痛恨結黨營私的風氣，反覆論述而意猶未儘。他曾在桂王政權中擔任行人司一職，後見大勢已去，便隱居在永州、郴州、衡州、邵陽之間，最終在湘西石船山終老。
清朝統一天下後，廣求隱逸之士。博學鴻儒相繼被朝廷征召錄用。即便如顧炎武、李顒這樣堅守氣節的人，朝廷也屢次派人到其居所征聘。唯獨王夫之先生深居簡出，始終不與朝廷合作。他平生最痛恨文人結黨標榜的習氣，不願自己隱居卻因文章顯名，招致世人譏諷。因此他終身隱居避世，名聲寂寂無聞，其學問也最終未能顯揚於世。在荒山破屋之中，他終年孜孜不倦地鑽研，追求培育萬物的仁德和治理國家的禮法。
他窮儘探究，深入論述，縱使千變萬化也不離根本之道；雖曆經百世無人理解，卻始終無悔於心。先生去世後，大儒相繼湧現，有的批判“良知頓悟”之說，有的辨析《周易》圖說的穿鑿附會，有的詳考名物、訓詁、音韻，糾正《詩集傳》的疏漏，有的修訂完善三禮祭祀的儀製，成就堪稱卓絕。而這些學問，先生早已在前人基礎上有所闡發，與後世賢者的見解不謀而合。雖然他的著作過於浩繁，精粗並存，但確實稱得上博通文獻而能約之以禮，是超然獨立的當世君子。
道光十九年，王夫之先生的後裔孫世全首次刊刻其著作一百五十卷，新化人鄧顯鶴（字湘皋）實際主持此事，湘潭人歐陽兆熊（字曉晴）協助完成。鹹豐四年，太平軍攻占湘潭，書版毀於戰火。同治初年，我弟弟曾國荃籌劃重新刊刻，並增補一百七十二卷，仍由歐陽兆熊負責此事。南彙人張文虎（字嘯山）、儀征人劉毓嵩（字伯山）等人分彆擔任校勘工作。刻書事務始於安慶，最終完成於金陵。至此，王夫之先生的著作才得以基本完備。後世學者若能秉持恭敬寬恕之心，貫通學問本末，也必將從這些著作中獲益匪淺。
閩浙總督季公墓誌銘
季公名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在道光末年、鹹豐初年，他以朝廷重臣身份在內執掌樞密要務，在外統轄地方軍政。朝廷屢次將重大事務托付於他，而他卻謙遜地自認為能力不足。天下賢士也僅推崇他的文章成就，卻似乎忽略了他政事上的卓越表現。季公的文章結構嚴謹完備，音律鏗鏘悅耳，時人讚歎為朝廷雅正和樂之音，卻又忽略了他創作時的苦心經營。至於他一生經曆的種種艱辛，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季氏世代居住江陰。季公的曾祖父名愔。祖父名熙，是歲貢生出身，家族數代清貧。到了父親季麟，字晴郊，才以拔貢、舉人身份出任钜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季公隨祖父在钜鹿縣衙侍奉父親，又前往衛輝迎娶妻子。嶽父王蘇（字儕嶠）以翰林身份出任知府。兩家都是科舉仕宦之家，政績聲譽傳遍黃河以北地區，家業逐漸興盛顯赫。
不久，季公的祖父在钜鹿去世。父親季麟因未能親自抓捕妖民被革職，發配新疆戍邊。一年後，在戍所去世。季公所生的長子夭折，接著又接連失去一個女兒和次子。而父親生前拖欠官銀，官府催逼甚急，隻得變賣家產償還。親友無人過問相助，胥吏更是百般欺淩，處境極為艱難。直到道光元年考中順天鄉試舉人，三年後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在京城擔任微末小官，生計依然窘迫。直至道光十二年考中一甲第三名進士，季公的困苦境遇已持續二十餘年了。
季芝昌高中進士後改任翰林院編修，次年散館考試時深得道光皇帝賞識，皇帝親筆在其考捲上題寫“魁”字以示嘉獎。朝中大臣也一致推舉他為第一名，不久又在翰林院大考中名列前茅，被簡派為山東學政。任滿回京後，擔任戊戌年會試同考官。次年己亥年翰林院大考，再次取得優異成績。
季芝昌奉命擔任江西鄉試主考官、浙江學政，後升遷至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滿朝官員都羨慕他深受皇帝知遇之恩。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們，都交口稱讚他的詩賦作品，用以勉勵後學。同僚們對他肅然起敬，自愧不如；尚未顯達的才子們，都爭相傳抄他的文章作為範本。就連皇帝也以君臣之間在文章上心意相通而感到欣慰。
季芝昌在浙江任職時遭遇母親去世。道光二十三年，他服喪期滿返回京城，參加選拔考官的考試。次日被皇帝召見，道光皇帝讚賞他的文章說：“彆人竭儘全力、汗流浹背都寫不出的文章，你卻揮灑自如，好比射箭，你真是百發百中啊！”說完開懷大笑。季芝昌既感動又惶恐，退朝後便用“不失鵠”命名自己的書齋。當年，他被提拔為禮部、吏部侍郎，並出任安徽學政。他更加勤勉謹慎，唯恐辜負皇帝信任，不能完成培養人才、敦厚風俗的重任。
道光二十六年，季芝昌任滿回京。次年，擔任會試知貢舉、殿試讀卷官、經筵講官。凡是與科舉考試相關的事務，他無不參與。各地學子、新科翰林紛紛登門求教。而皇帝看出他忠誠謹慎、清廉正直，能夠擔當重任，不再隻想讓他負責科舉考試的事務。因為科舉取士實行已久，導致士人隻注重詩詞格律的細枝末節，卻對軍國大事漠不關心。
道光皇帝晚年，遠觀唐末明季的弊政，深感憂慮而思變革。也預見到太平景象難以長久維持。道光二十八年，任命季芝昌為倉場侍郎。當年冬天，又命他與定郡王載銓共同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倉庫事務。道光二十九年，再命他隨同大學士耆英覈查東南兩河冗員及浮費問題。後又派他火速趕赴浙江，整頓鹽務，清查倉庫。凡是政務中存在奸弊叢生、積弊難清之處，皇帝都委派季芝昌前往梳理清除。
季芝昌晝夜覈查政務，不事張揚，卻能抓住要害，且待人接物毫無衝突。在浙江差遣尚未結束時，朝廷就下詔任命他為山西巡撫。剛到山西不久，又被召回京城擔任軍機大臣。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駕崩，他與諸王大臣共同受命輔佐新君。鹹豐帝繼位後，更欲將重任托付於他。適逢廣西戰事爆發，南方局勢動盪，朝廷便命他總督閩浙。他仔細查閱官府文書，將舊案與新事一併處理，廢寢忘食。不久染病，上疏請求辭官，未獲批準。鹹豐二年，病情加重。多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都以溫言慰留。最終在十一月，朝廷下詔準許他回鄉調養。
鹹豐三年正月，季芝昌回到江蘇常熟家中休養。二月，南京城被太平軍攻陷，起義軍勢力日益壯大，他聽聞後極為悲痛。自認為身為朝廷重臣，曾出任沿海要職，卻未能匡扶社稷，辜負了皇帝的信任。如今時局崩壞，自己又因病體衰弱無法複出效力。常常深夜獨自悲泣，或作詩抒發鬱結之情。到鹹豐六年，患上半身不遂之症。鹹豐十年，蘇州、常州相繼失守，他攜家眷渡江北遷。後又聽聞九月圓明園被焚燬的噩耗，憂憤交加，病情更加沉重。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通州逝世，享年七十歲。
自從季芝昌顯貴後，三代祖先都被追贈為光祿大夫，品級與他相同。曾祖母趙氏、祖母趙氏、母親史氏，都被追贈為一品夫人。妻子王夫人、妾室郭恭人，都先於他去世。妾室吳氏在他去世後自儘殉節，朝廷依例予以旌表。兒子季念貽是道光三十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加四品卿銜。有兩個女兒，長女嫁給翰林院編修陳彝，次女嫁給钜野縣知縣張彭年。孫子季綸全、季邦楨，曾孫季厚壟、季厚基、季厚鎔。季芝昌去世時，暫葬於通州城東。
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才擇定江陰長山南麓作為正式安葬之地。當初季芝昌在福建任上因病請辭時，世人還詫異：以他這般才乾，身負如此重任，為何突然謙退？待他歸鄉數年後，其憂國之情竟比在任時更為深切。而那些自詡能擔大任者，卻接連重蹈覆轍，令人不忍聽聞。至此方知君子深遠的胸襟，確非尋常所能揣度！可歎啊！這樣的品格值得銘刻。銘文寫道：
兩社貞卜，實啟季宗。
（季氏先祖的德行積累，最終在季公身上彰顯。）
世悶休德，集於我公。
（他深藏才德而不張揚，曆經困厄終得顯達。）
十韜一襮，積塞乃通。
（其文章華美如禮器紋飾，奏章如雅樂和鳴。）
發為宏篇，藻火笙鏞。
（他多次奉旨出使，旌節所至威儀凜然。）
軒四出，使節落旄。
（鑽研典籍能得其精髓，選拔人才皆為國棟梁。）
冥索章句，儘拔其豪。
（如同采集眾山之材，燒製陶土必成佳器。）
靡乾不采，何埴不陶？
（如同采集眾山之材，燒製陶土必成佳器。）
天子曰谘，時有屯蹇；
（皇帝曾感歎時局艱難，）
道有平頗，著在前典。
（正如史書記載的治亂興衰。）
良臣斡之，天回鬥轉。
（幸有賢臣力挽狂瀾，使國運轉危為安。）
斂此鴻文，謀奠乾坤。
（季公以雄才大略安定社稷，）
入筦天樞，出帥海濱。
（在朝執掌樞要，出鎮則撫定海疆。）
鋤奸詰蠹，萬緒交紛。
（剷除奸邪、肅清貪腐，雖政務繁劇卻處置得宜。）
每況彌恭，若虛若無。
（他越是位高權重，越是謙遜自持，虛懷若穀。）
讓賢避位，長往江湖。
（主動讓賢退位，歸隱江湖。）
心摧形瘁，與世同臞。
（卻因憂國憂民而身心交瘁，與天下同受苦難。）
我貢春官，出公門下；
（我當年參加會試，曾受季公提攜；）
斯鑄斯熔，或躍於冶。
（在他的栽培下成長，如鐵器在熔爐中錘鍊。）
岱宗雲頹，有隕如瀉。
（如今泰山崩塌，巨星隕落。）
紀績埋幽，用詔來者。
（特此記錄他的功績，刻於墓中，以昭示後人。）
仁和邵君墓誌銘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與我曾國藩相交二十餘年。鹹豐十年二月，太平軍攻入杭州，五日後撤退。同年七月，位西到祁門軍營拜訪我，講述城破時全家陷於敵手，待敵軍退去後攜家眷東遷紹興。其母得以善終，喪禮勉強完備。他本想請求派兵救援浙江，未能如願，便告辭離去。次年十一月，杭州再度淪陷。位西之妻餘恭人攜二子順年、順國輾轉逃至上海。我得知後，將他們接到安慶安置。
順年告訴我，杭州城破時全家斷糧被困。他父親催促家人逃命以延續宗族血脈，自己卻謊稱隨後就走，含淚訣彆後便杳無音信。我深知位西乃剛烈之士，決不會苟且偷生。其家人雖心知肚明，但因未得確切訊息，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收複杭州後，順年趕回痛哭查訪，終於得知其父絕食三日、罵賊遇害的詳情，證實他早在鹹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一就已殉難。家人這才設靈治喪，向親友報喪。浙江巡撫將此事上奏朝廷，天子下詔褒獎撫卹。由此方知：父母在世時避禍全孝，雙親亡故後捨生取義。賢者臨難，竟能如此不苟且求全。
邵位西的學問，最初以李光地（諡文貞）、方苞（官至禮部侍郎）為典範，排斥當時盛行的漢學考據之風。他寫文章注重義理，不追求辭藻華麗、引證繁複以迎合時俗。後來以舉人身份在京城任職，先後擔任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並進入軍機處當值。與梅曾亮（字伯言）、朱琦（字伯韓）等名士交遊，廣泛研習典章製度，文章越發深邃精妙，也開始吸收不同學派的觀點來充實自己。他主動尋訪才俊之士，放下身段登門請教，與友人相互稱許印證，暢談學問樂此不疲，越是親近交往越是恭敬虔誠。
然而邵位西生性耿直，常常當麵指摘他人過失，質問“典籍並無此說，閣下怎能妄言？”若對方不迴應，便再次糾正；若仍不改正，則再三勸諫。不論親疏遠近、地位高低、時局順逆，他都緊皺眉頭直言規勸，令人難以忍受。最終因此招致世人怨恨。大學士琦善被關押時，他曾列舉十九條罪狀責難；大學士賽尚阿督師廣西時，他又親筆上疏七條不可行之事進諫。那些權貴顯要對他的剛直深感不滿，使他因此無法在朝中安穩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