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兩年，到乙巳年，家泰在禮部會試中榜上有名，隨後在吏部任職。恰逢皇太後七十大壽，天子以孝德廣施恩澤，家泰因此蒙恩獲封兩代祖先。同年，家鼎也被選為景山官學教習。自贈君去世至今二十年裡，家中子弟參加府試、鄉試年年都有人中榜，同時婚喪嫁娶等大事也接連不斷。全憑宜人一人操持經營，卻也因過度操勞而積勞成疾。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宜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歲，同年十二月某日安葬於寧鄉縣黃花塘鳳形山的南麵。宜人生有六個兒子：長子、次子即家鼎、家泰；三子家豫，是太學生；四子家謙，早年去世；五子即家升；六子家賁，過繼給堂叔兄弟萬程為嗣。
宜人生有兩個女兒：長女嫁給蔣氏，已先去世；次女嫁給侯氏。有孫子十二人，服喪的孫子二人，孫女八人，曾孫女二人。宜人寬厚仁愛，待人周到，救助他人急如救火，深明大義，不徇私情。病重時囑咐道：“告訴家鼎、家泰，要儘心為官，不要掛念家裡。”因為當時兩個兒子都在京城任職。兒子們準備回鄉奔喪時，囑托我撰寫墓誌銘。過了兩年才完成銘文，將其刻於墓中。銘文寫道：
杞恪賓周，彆氏維夏。
（夏氏家族恪守禮法，世代顯達。）
承馥遠牟，踵興達者。
（先祖德澤綿長，後代英才輩出。）
宛宛女宗，亦大其閭。
（這位賢淑的女子持家有道，使家族門楣光大。）
迪將多子，並騁天衢。
（她教導眾多子嗣，個個都得以施展抱負。）
諸孤遺經，廿年手澤。
（孩子們繼承遺訓，二十年來手不釋卷。）
彯其群起，下報我特。
（如今眾人成才，可以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
報以吾職，不告實勞。
（我們恪儘職守，雖辛苦卻從不抱怨。）
職之靡負，厥伐斯高。
（唯有不負職責，才能建立功業。）
鐫於樂石，千世其牢。
（將這篇銘文刻於石碑，願其流傳千古。）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
道光二十九年春正月，我的朋友江岷樵以縣令身份赴浙江任職。臨行前，他向平日交好的知己辭彆，神色間流露出愧疚不安。有人問他：“治理百裡之地，以你的才能實現抱負，這是天下最寬裕的事；吳越的湖光山色，又是天下最怡人的景緻。你卻感到愧疚不安，這是為何？”岷樵答道：“古人先求學而後為官，並非為官之後才學習。”
我纔能有限，德行淺薄，無法造福百姓，這是第一件愧疚的事。我父親今年七十歲，母親六十七歲，我卻不能早晚侍奉，反而要處理公文案牘；若不能勝任官職，又會給他們帶來羞辱，這是第二件愧疚的事。懷著這兩件心事，我如何能安心？友人們被他的心意感動，既用言語贈彆，又另外作詩，向他的父親一峰先生和母親陳太孺人祝福，願二老健康長壽，以寬慰遊子思親之情。這些詩文編整合冊後，囑托我作序於卷首。
先生年輕時家境極為貧寒。冇有田地可以依靠，便靠教書收取學生微薄的學費為生。他終日講學不輟，從早到晚勤勉自勵。全年的收入，將十分之六用來奉養父母，剩下的四成對半分開，一半用於撫養妻兒，一半用來救濟鄉裡。全縣設立賓興會資助貧寒學子參加鄉試，推行鄉約平定叛亂，都是先生倡導的。他踐行道義，敢做常人不敢為之事；而自己的生活，卻比世人所能忍受的還要清苦。太孺人操持家務，勤儉持家，完全秉承丈夫的誌向。有時全家多年隻能喝粥度日，卻能讓公婆享受到豐盛的膳食。
我與岷樵相識以來，他多次向我講述這些事。人之常情無不貪圖安逸厭惡勞苦，渴慕富貴而羞於貧賤。但追求道義的君子卻非如此：有人甘願忍饑受凍，比原憲、顏回還要清貧，內心卻坦蕩自得；有人高冠博帶，前呼後擁，卻憂思輾轉，彷彿片刻不得安寧。這是因為他們各有誌向。治理一縣之地，舉手投足如雷霆震動，一個眼神就能令行禁止。仆從一發怒，百姓就戰戰兢兢。明智之人本該自我警惕，不該自滿得意。而浙江一帶，自辛壬年間海疆戰事以來，創傷尚未平複。
地方官員卻還在搜刮民脂民膏，就像醫生麵對久病之人，若不皺眉思索救治之策，豈是人之常情？岷樵自接到任命後，四處訪求賢士良友，唯恐自己能力不足而有負職責，終日惴惴不安。這與先生安貧樂道的誌趣，是相同還是不同呢？我聽說岷樵在京城候補時，先生囑咐道：“我不指望你靠顯赫官位為我們掙得封誥，隻求彆讓百姓唾罵我們夫婦就足夠了。”
由此可見，君子的教子之道，與世俗相差何其懸殊？而岷樵要如何儘孝道、養心誌，應當遵循什麼準則呢？諸位君子作詩，秉承古人“福壽綿長”的美意，對先生與太孺人的祝福極為周全深厚。我於是略述先生平素求道的心誌，希望岷樵能深信謹守，並以此博得長輩歡心。凡是身居官位而談論奉養雙親的人，讀我這篇文章，或許也能有所感悟。
新寧縣增修城垣記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湖南新寧人李世德、雷再誥發動叛亂。官府釋出告示：凡能擒獲賊人者，賞銀五百兩。於是我的朋友江忠源（字岷樵）應召招募鄉勇，率眾擒獲賊人送交官府。他領得五百兩賞銀後，回家獻給父親作為壽禮。太公說：官員用賞罰來驅使百姓，若矯情不受，是損害朝廷威信；藉助他人之力卻獨占利益，是違背自身廉潔。
威信喪失就無法統禦眾人，廉潔受損就難以立身處世。這兩者若犯其一，都將後患無窮。我們縣城的城牆坍塌已久，若捐出這筆錢來修繕，官府必定嘉許，百姓必定響應。眾人支援則工程易成，城牆修好則百姓得以安枕，這是造福十代的功業。岷樵聽從太公建議，便將賞銀交還官府並呈上修城建議。長寶道兵備使楊公得知後十分讚賞，也捐出五百兩相助。寶慶知府、新寧知縣各捐若乾銀兩資助工程。縣裡的士紳耆老也紛紛踴躍捐資，爭先運送材料。戰事剛過，便立即開工修城。人人都像受驚的鳥兒急於修葺自己的窩巢般積極。
天下各行省所轄之地，往往各有邊遠區域與他省交界，距離省城動輒千裡之遙。這些地方通常群山連綿，道路錯綜複雜。不法之徒和亡命之徒常在此嘯聚山林，伺機作亂。在此處追捕，他們就逃往彼處，如同鳥獸般四處流竄，難以徹底清剿。有時他們攻占偏遠縣城作為巢穴，藉此招攬叛黨，聲勢漸長，各地叛亂此起彼伏。
像鄖陽地處陝西、湖廣交界處，南贛位於江西、福建交界處，即便以前明原傑、王守仁這樣的能臣，經營數年才勉強安定。而南山老林橫跨三省交界，嘉慶年間平定白蓮教之亂時，損兵折將耗費軍餉，損失不可估量。新寧同樣地處山區，正位於湖南、廣西交界。匪徒常在此煽動勾結，暗中滋長。他們屢次覬覦這座小小的山城，企圖占據作為據點。
早在道光十六年，藍正樽這個無賴之徒就曾聚眾作亂，幾乎攻破縣城殺害官吏。不到十二年，李世德、雷再浩又相繼叛亂。這難道不是因為偏遠小縣城牆殘破，才招致盜匪覬覦、引發禍亂嗎？如果現在還不趕緊修繕城牆，再過幾年，殘餘匪徒必定會捲土重來，再次對我們發動襲擊。
這樣低矮殘破的城牆，怎能長期依賴它來保境安民呢？於是岷樵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動工修建，首先整修城牆四門。城樓巍然高聳，城門厚重堅固，朱漆白堊煥然一新，完全改變了舊貌。隨後依次修築，女牆比原先增高若乾尺，牆基加厚若乾尺。修補殘缺城牆若乾丈，增設城垛若乾處。總計動用土方工程幾千幾百，石方工程幾千幾百，金屬木料工程幾千，耗費錢款幾百萬。至道光二十九年某月全部竣工。從此有了可據守的險要，盜匪再不敢圖謀進犯了。
岷樵來京城時，囑托我記述此事始末，以便後來治理此地的官員能夠時常修繕維護，不要輕易譭棄前人完成的功業。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代君子之所以能超然於眾人之上，並非有其他原因，隻是他們的器量與見識深不可測罷了。用富貴貧賤來考驗他們，他們淡然處之，不露喜憂；麵對重大憂患和恥辱，仍能保持常態。這就是所謂的器量。智慧足以洞察天下最細微的道理，眼光足以破除偏執之見。這就是所謂的見識。若器量與見識都已具備，而在事業上未能施展，君子不會過分苛責。但若器量見識不足，卻想在事業上小有成就，那就捨本逐末了。若事業無成，卻想在語言文字上有所建樹，那就更是本末倒置了。
因此，語言文字這些東西，古代的君子隻是偶爾涉獵，並不將其視為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從前我曾奇怪，像杜甫這樣胸懷大誌的人，為何要耗費一生精力在詩歌創作上，反覆推敲字句，至老不休，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後來看到韓愈評價他說：“流傳人間的詩作，不過是其才華的毫末。”蘇軾也說：“這位老者的成就，遠不止於詩歌。”我才明白，杜甫胸中蘊藏卻未付諸文字的思想，恐怕十倍於世間所傳；而他器量見識之深遠，又比他的文字更值得敬慕十倍。
如今的所謂君子，為一點微不足道的榮耀就沾沾自喜，為些許挫折就怨天尤人。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目光短淺不識大體。既不注重培養器量見識，也不關心建功立業，卻一味沉迷於所謂的詩歌創作。從早到晚苦思冥想隻為推敲一個字，直到深夜仍不得安寧；從幼年開始就鑽研聲律格律，直到頭髮花白仍不停止。把那些矯揉造作的淺薄詩句，當作可以傳世的偉大功業，實在是糊塗至極。
鬆滋黃仙嶠先生為人質樸正直、胸襟開闊，淡泊名利。在雲南任觀察使時，他明察秋毫懲治奸吏，體恤民情解除民困。對於古人所推崇的器量見識與建功立業之道，他可謂身體力行。閒暇時以餘力創作詩歌，又能推陳出新，言簡意賅。但先生從不自誇，謙遜得彷彿與古人成就毫不相乾。人的器量相差懸殊，或宏大或狹隘，或謙遜或自滿，實在難以儘述。我拜讀先生詩作後，特意挑選其中佳作若乾首，抄錄儲存。世間那些終其一生以詩才自詡，卻誌趣狹隘之人，若讀先生此集，必當自慚形穢，從而開闊胸襟。
祭韓公祠文
某年某月某日，某官謹以清酒和豐盛祭品，致祭於先儒韓昌黎先生神位前：先生的崇高德行，理應受百世祭祀。文人學子都明白並嚮往這一點。但禮製規定，先生隻配享於先師孔子西廡，冇有單獨祭祀。我先前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職時，那裡都設有先生祠堂。如今在禮部任職，也在官署西北角祭祀先生，但都稱為“土地祠”。我到任之日，恭敬地前往祭拜。發現神像旁邊，赫然擺放著先師孔子的牌位。
我認為“土地”這一稱呼，既不合經典也不合訓詁。古代隻有天子能祭祀天地，諸侯設立社壇祭祀土地神，大夫以下則聯合建立社壇。大的社壇由二千五百戶或百戶以上組成，小的也有二十五戶。因為土地生長五穀，是百姓賴以生存的根本。凡是受土地養育之恩的，都應當祭祀以報答其功德。這是理所當然的。自唐代以後，開始有了城隍祭祀。世間流傳的張說祭文和李陽冰碑記，早已有記載。如今天下從京城到行省郡縣，都建立廟宇供奉城隍神。
《周易》中有“城牆倒塌在護城河裡”的占卜，《禮記》記載了“八蠟祭”中對水溝的祭祀。修築高牆深池以保護百姓免受禍患，由此推廣社祭之義而設立祭祀，於理也是應當的。唯獨土地神的祭祀，已無法考證其起源。在我的家鄉，有的家庭單獨供奉一尊神像，有的村莊設立一座廟宇，大體與古代的裡社相似。而京城官署中，尤其多設土地祠，往往祭祀前代有名望德行之人。韓昌黎先生生前，並未在禮部擔任過官職。
如今先生逝世已千年，神明在天，如同水在地下，無處不在。若說其神靈僅安享於一個官署之內、方丈之室中，如同古代所謂的社公，實在過於褻瀆輕慢了。至於先師孔子，乃是先生終身敬仰效法的聖人。先生曾羨慕顏回能得聖人作為依歸，深深感歎自己未能列入孔門弟子；而無知之人竟將孔子牌位安放在先生神像之側。倘若先生神靈果真降臨於此，必定會感到侷促不安。
我在瞻仰祭拜之餘，詢問衙門裡的胥吏，他們都不清楚這種祭祀方式的由來。按照舊例，春秋兩季用香草供奉先生。我也暫且遵循沿襲的慣例，以表達個人的敬仰之情。但對於孔子牌位的擺放失當，則不敢有片刻因循守舊，唯恐犯下大錯。於是恭敬地將孔子牌位取出，焚香祝禱。在說明緣由後，特地作詩一首，讓樂工以人聲吟唱，希望先生的神靈能在此安享祭祀。這微薄的誠意，望能獲得明鑒。詩的內容如下：
皇頡造文，萬物鹹秩。
（遠古倉頡創造文字，使萬物各得其序。）
尼山纂經，懸於星日。
（孔子編纂經典，其光輝如同日月。）
衰周道溺，踵以秦灰。
（周朝衰微道統淪喪，隨後又遭秦朝焚書之禍。）
繼世文士，莫究根荄。
（後世文人學者，都未能探得聖賢學問的本源。）
炎劉之興，炳有揚馬。
（漢代興起時，雖有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采炳煥之士。）
沿魏及隋，無與紹者。
（但經過魏晉至隋朝，再無人能繼承聖賢之道。）
天不喪文，蔚起巨唐。
（上天不忍讓文脈斷絕，於是在盛唐時期降生韓昌黎先生，）
誕降先生，掩薄三光。
（其文采光芒遮蔽日月。）
非經不效，非孔不研。
（先生非聖賢經典不效法，非孔子之道不鑽研。）
一字之愜，通於皇天。
（他筆下每一個妥帖的字句，都能上通於天。）
上起八代，下垂千紀。
（韓昌黎先生的學問上承八代聖賢，下啟千年文脈。）
民到於今，恭循成軌。
（百姓至今仍恭敬地遵循他所確立的規範。）
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我雖才疏學淺，但自幼就對他心懷敬仰。）
朗誦遺集，尊靈式憑。
（誦讀他的遺作時，彷彿能感受到他的精神指引。）
濫廁秩宗，載瞻祠宇。
（如今我僥倖擔任禮官之職，得以瞻仰他的祠宇。）
師保如臨，進退維傴。
（麵對先賢，我誠惶誠恐，舉止恭敬。）
位之不當，宣聖在旁。
（然而發現孔子神位擺放不當，）
大祀躋僖，前哲所匡。
（這就像古代魯國將僖公神位越級升格一樣不合禮製，前賢早已指出其謬誤。）
我來戾止，神其安怙。
（我今日前來祭拜，祈願先生神靈安享祭祀。）
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謹以美酒祭奠，並將此事記載下來告誡後人。）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道光二十八年，我的叔父為太高祖父母修建了祠堂。第二年，又為他們修繕了墓地。於是從京城寄來書信，囑咐我記錄這件事的始末。我作為太高祖父的六世孫，對他的生平事蹟並不完全瞭解。現根據家譜和祖父的講述，將這些內容刻寫在太高祖父的墓前碑文上。
先祖名諱應貞，字元吉，是我們家族遷居湖南後的第四代祖先。他年輕時家境貧寒，後來親手置辦了幾千兩銀子的產業，擁有多處宅院，全部留給了子女。自己隻保留了衡陽縣靛塘灣的四十畝田地作為養老之用。先祖去世後，子孫每年都分取這些田地的租穀，成為慣例。到嘉慶二年時，我的祖父和族長尊三公、以彰公召集族人商議，決定將一年的田租積存起來，作為先祖清明祭祀的費用。這就是現在所置辦的圳上田產的由來，我叔父修建的祠堂也在這裡。至於靛塘灣的田地，族人們又在嘉慶十七年議定永遠作為先祖的祭祀田產。
唯獨先祖的墓地一直未曾修繕，族人們都為此感到憂慮。我的叔父便毅然承擔起這個責任，召集工匠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此時距離先祖去世已有八十多年。先祖生於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辰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巳時。配偶劉太孺人，生於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未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二日子時。兩人合葬在湘鄉大界鄉羅家屋場後的南麵。先祖有六個兒子：長子楚材，次子輔臣，三子文炳，四子明德，五子兼山，六子容若。我是先祖次子輔臣公的玄孫。墓誌銘如下：
昔公創業，源遠流長。
（當年先祖開創家業，福澤綿延源遠流長。）
服疇食德，寢熾而昌。
（子孫世代蒙受恩德，家族日益興旺昌盛。）
蓰蘢鬱積，有耀其光。
（先祖的德行如蓊鬱草木般積累深厚，閃耀著永恒的光芒。）
千秋宰樹，終焉允臧。
（墓前的樹木曆經千年，永遠守護著這片吉祥的墓地。）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我的好友漢陽劉君在家中去世，年僅三十一歲。一個月後，訃告傳到京城，我在住所旁的道觀設靈位痛哭。隨後告知各位友人，大家都來弔唁哀悼，有人甚至痛哭失聲。第二年某月某日，劉君被安葬在某裡某山的劉氏祖墳旁。我於是撰寫墓誌銘，在京城采辦石材，通過水路運往漢陽。因未能趕上葬禮，便將墓誌銘追送到墳前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