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君治學之初，曾精研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兩位學者的著作，如饑似渴地反覆研讀。後來與當世博學之士交往，得以全麵瞭解本朝六七位大儒的學術脈絡。對於方輿地理、文字訓詁、天文曆算等學問，以及古代詩文大家的創作方法，都已掌握要旨。他將前人的精辟見解與自己的考證成果，密密麻麻批註在書頁上端，又多方搜求珍本進行校勘，朱墨批註交相輝映，常常通宵達旦。長此以往，漸漸損耗了心神。再加上接連喪偶的打擊，終於病倒，飲食俱廢。
劉君自歎年少體弱，又因所學過於繁雜，無益於修身養性，於是感慨道：“我這般鑽研學問，究竟所為何事？放著孝悌之道、取捨之節不講，卻去追求那些瑣碎枝節，豈非本末倒置！”於是痛下決心改變舊習，專取周敦頤、二程等理學家切合身心的學說，用心揣摩其中精義，反覆體味其分合之理。
先前劉君擔任國子監學正時，俸祿微薄。幸得嶽父鄧氏資助數千兩銀子，生活才日漸寬裕。後來他將鄧氏所贈錢財儘數歸還，稱病辭官，打算回鄉自食其力奉養家人。他懷著坦蕩自得的心情返鄉。不料歸鄉未及數月便猝然離世，實在令人痛惜！當初他離京時曾對我說：“身後虛名不足計較，君子為學，重在根本。你我耗費精力於校勘考據，消磨光陰於文辭修飾，以中等資質妄圖成就超凡事業，希冀獲得後世不知何人的讚譽。從今往後，這些都可捨棄，各自注重品德修養。即便終生默默無聞，也誓不後悔。”
我鄭重應允了他的話。後來他回到家鄉，果然儘心奉行孝道，族人鄰裡都對他交口稱讚。他規劃家事，各項安排初具規模，卻突然離世。壽命長短本不足為憾，唯獨他那奉養雙親、友愛兄弟的誌向如此美好堅定，卻未能完成，這纔是最令人痛心的。而我資質平庸，未能踐行與亡友的約定，以慰故人九泉之下的期望，這又是我深感羞愧且痛心的事。
劉君名傳瑩，字椒雲。曾祖父名良琨，祖父名方仍，世代皆有隱德。父親名正拍，因劉君為官受封征仕郎。母親葉氏，封孺人。初娶湯氏，續娶陳氏，都先於他去世。最後娶鄧氏；劉君歸還嶽家錢財時，鄧氏也讚成。無子嗣，以兄長之子世圭為繼子。劉君的學術成果，那些批註在書冊上的考證文字，以及他的詩古文作品都未刊行，隻尋得朱熹所編《孟子要略》一書，我為他校勘刊印以傳世，以完成他的遺願。銘文寫道：
並吾之世，江漢之濱，有誌於學者一人。
（在我有生之年，江漢之濱，立誌求學者唯此一人。）
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遊乎在天諸大儒之門。
（他的軀體長眠於此方土地，他的精魂升降往來，必將遊學於天上諸位大儒之門。）
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鬥膽祈求日月星辰，望能護佑這座墳塋。）
漢陽劉君家傳
我為劉君椒雲撰寫墓誌銘後，他的侄子世墀又寫信給我說：“叔父的品行節操，承蒙您已大略記述。但他治學的曆程，不幸因遺著未成而難以彰顯。世墀愚鈍，不能立刻領悟其中精要。他的孤子世圭年紀更小，即便日後長大，終究難以體會先人治學的甘苦。叔父的摯友中，冇有比先生更親厚的。先生若憐憫我們兄弟，請另作家傳一篇，刻入家譜，這樣不僅能使叔父精神永存，更是對我劉氏宗族莫大的恩惠。”其實椒雲學問中那些獨到的心得，有些是難以用文字完全表達的。至於他治學的具體曆程，我確實親眼見證並深入探討過，將其記述下來告誡他的子侄，正是我的責任。
當初椒雲曾研習地理學，用一尺見方的紙張繪製一個行省所轄地域，墨線勾勒的邊界細如牛毛。縣城用圓圈標註，府治用叉形符號表示，各種標記交錯成圖，卻不另註文字說明。每天清晨他便指著地圖背誦：“此處是某縣，在漢代稱為某縣；此處是某府某州，在漢代是某郡國。”通常三四天就能熟記一省地圖，更換其他行省地圖也采用同樣方法。
他對於文字學、音韻學以及古文家的學說，也都掌握了要旨。後來更進一步研究天文曆法、數學推算，日夜鑽研以求透徹理解，用功極勤。恰逢妻子去世，因哀傷過度而患病，這才稍加保重身體，並感慨地產生了迴歸根本、專注要義的念頭。我曾私下探究聖人之道，發現其博大如此。而曆代明君與有識之士，都必定尊奉程朱理學為依歸。這難道是出於個人偏好而相沿成習嗎？實在是因為程朱的躬行實踐確實難以企及，而他們闡釋經典的著作，既符合天下公理，又最接近孔子本意。確實不能違揹人心的共同趨向，突然另立一說以排斥程朱之學。
自乾隆中期以來，學界興起所謂“漢學”。最初由幾位博學之士發起，他們考據名物製度，頗能拾取先賢遺說並彌補其缺漏。久而久之，風氣日漸敗壞，學者們漸漸以詆譭宋儒為能事，甚至對孔孟著作中關於心性仁義的文字，全部更改舊有解釋，以此攻擊朱熹學說。附和者不加審察，而反對者又厭惡其狂妄自大，連他們考據的長處也一併否定，結果授人以柄。這都是有識之士深感痛心的。
椒雲最初研習考據學時，就已深刻認識到漢學與宋學各自的弊端。在經曆憂患之後，他更加收斂自持，謙退得似乎無意在學術上爭辯，隻是默默體悟而已。於是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他辭去所任的國子監學正官職，毅然歸鄉，專心於家庭事務。他將嚴謹的態度貫徹於侍奉父母之事，進而推廣到所有事務無不嚴謹；以真誠之心推及父母所愛之人，乃至父母所不愛之人，無不受到感化而心悅誠服。
若仍有不合之處，他便考據《禮經》，對照當朝《會典》，以權衡內心自然法則，必定要達成三善（注：指禮、義、仁）的標準才罷休。病中他堅持撰寫日記，記錄日常瑣事，自我反省極為嚴厲。臨終前又留下遺囑，將後事安排得妥帖無憾。他運用漢學家考據的方法，在倫常日用中綜合驗證，以求符合朱熹學說的精義。後世研讀者該稱他為篤誌的君子呢，還是認為他尚未達到呢？我揭示他治學的深意，既是為了告誡他的子嗣，也是供後世學者參考印證。
《孟子要略》敘跋
朱熹所編的《孟子要略》一書，曆來著錄典籍的書目都未記載，朱彝尊《經義考》也稱未見此書。寶應學者王懋竑撰寫《朱子年譜》時，認為此書早已失傳。我已故的友人漢陽劉傳瑩（字茮雲）最早從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中發現此書內容，使這部著作得以恢複原貌。王懋竑窮儘一生研究朱熹著作，號稱考據精審無匹，卻不知《要略》全書都收錄在金氏著作中。就連四庫館的編修們為金氏《集註考證》撰寫數百字提要時，也未曾提及此書。
人的見聞所及，即使百般周密也難免有所疏漏，這是常理。考察金履祥的記載，可知朱熹當年編撰《孟子要略》時，另作註解，與《孟子集註》間或存在差異。金氏在註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時提到：《要略》的註解仍保留舊說；在“桃應問曰”章則說：《要略》的註文與現行本略有不同。如今原書散佚已久，無法得見全貌，劉傳瑩僅能根據金氏記載重新編排次序，囑托我校訂刊刻，使此書重現於世，但這終究是個殘缺不全的版本。
然而像許慎的《五經異義》、餘允文的《尊孟辨》這類著作，都曾湮冇數百年之久。後來學者從其他典籍中輯錄零散內容，終使這些著作重見天日。那麼《孟子要略》的重新問世，怎知不會有人再發現原注，以彌補今日的缺憾呢？天下如此廣大，來者無窮無儘，必定會有真正熱愛朱熹著作的人，廣搜博采以彌補遺憾。這正是我故友劉傳瑩在九泉之下殷切期盼的事。
《孟子》一書，自漢唐以來未被列入官學。陸德明《經典釋文》也未加收錄。而司馬光、晁說之等人更對之質疑詆譭。直到二程（程顥、程頤）纔開始推崇此書，朱熹最終將其定為“四書”之一。他先彙集各家學說編成《孟子精義》，又擇其精華撰成七卷《孟子集註》，再辨析異同寫成十四卷《孟子或問》，用力已極為勤勉。如今又從中精選編成五卷《孟子要略》，可見他對《孟子》的喜愛之深，鑽研之篤。
真正深入鑽研而有所得，那些在心中體味、在口中吟詠的學問，自然能左右逢源。即使內容錯綜複雜，也各有條理可循。以我曾國藩的淺薄學識來讀此書，隻覺得它首尾完備，完全看不出編排混亂的弊病，可見其內容自然能契合眾人心意。我遵照亡友劉君的遺願為其整理刊刻此書，便仿照《近思錄》的體例，在每捲開頭闡明主旨，以便讀者一目瞭然。聖賢的旨趣，我深知不是淺學之人能輕易領悟的，隻是不知是否符合亡友的本意？逝者已矣，隻能讓我茫然四顧，徒增傷感。曾國藩又記。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上天降生賢人，大多賦予其剛直本性以保全本真。那些曲意逢迎、柔弱頹靡之人，往往喪失自然天性，無法保全純正堅固的天賦。即便僥倖苟活，其精神氣節已然消磨，僅存形骸，君子認為這不過是徒具人形罷了。
我曾輯錄本朝諸位大儒的生平事蹟，如孫奇逢、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梅文鼎等人，都是德行高潔的隱逸之士，年屆耄耋卻始終秉持剛直品性。他們心中堅守的信念，縱使萬人非議也不為所動；即便日月無光、山嶽崩塌也不能使其改變。因此常能保全剛健的本質，享高壽而精神不衰。不像世間那些怯懦之輩，首鼠兩端，隱忍苟且，行事毫無原則，終究難以長久。
與我同年登科的陳仲鸞君，相交已有十餘年。每每相聚談論人生誌向時，他總是意氣慷慨，毫不妥協。有時品評當世人物，若遇不合心意者，便橫眉冷對，直言譏諷，毫無顧忌。同僚中有人議論說，仲鸞在吏部任職，官位卑微，閱曆尚淺，難怪這般鋒芒畢露。若是調任要職，稍加熟悉官場規矩，想必也會磨去棱角，變得圓滑世故。
後來仲鸞果然因考績優異進入軍機處任職。但他依然耿直剛烈，鋒芒畢露，絲毫不減當年銳氣。我這才暗自感歎，原來人稟賦的剛直品性確有厚薄之分，不能一概而論。閒暇時我常與仲鸞詳談其家世淵源，以及祖父母的行事風範。仲鸞曾向我講述其父蔭召先生的事蹟：先生生性剛直豪爽，屢經艱險卻處之泰然。遇到不合心意之人，即便是權貴也必定唾棄；而若是認可之人，縱使是孤寡貧賤之輩，也必定傾力相助。
越是身處困境，他越是待人恭敬有禮。無論是親族還是鄉鄰，都信服他的真誠可靠。遠近紛爭都找他調解決斷，凡經他裁斷的事，時間久了總會應驗。其母高太恭人，恭謹賢淑，崇尚節義，全家都秉持剛直家風。由此方知仲鸞的剛烈不屈，雖是天性使然，更因自幼受家庭熏陶，日積月累而不自知。人的品性確實取決於成長環境：朝廷若有圓滑老臣，下屬就會競相效仿諂媚；家中若有剛正長輩，子弟自然遵循規矩。上行下效，蔚然成風，這絕非僅關乎個人得失。
今年八月，正值蔭召先生與夫人七十壽辰。同年故交與同僚好友齊聚仲鸞府邸，舉杯慶賀，賦詩祝壽，並囑托我作序。我便簡要記述平日與仲鸞交談的要旨，以彰顯先生的高風亮節。又列舉本朝初年諸位因剛直而享高壽的大儒先賢，既為先生獻上誠摯祝福，也願世間君子聞此而有所警醒。
槐陰書屋圖記
我的老師江陰季先生，將自己的寓所命名為“槐陰補讀之室”，並請人為此作畫。畫作完成於道光癸卯年夏季，當時先生正擔任內閣學士，政務清簡。所謂“補讀”，是自謙早年治學未勤，如今仕途稍閒方得補讀之意。同年冬季，先生便奉命出任安徽學政。
三年後回京，先生已執掌吏部，並曾兼管戶部。後又督辦潞河漕運，整頓天津鹽政，清理兩浙積欠田賦。政務繁忙，日理萬機，不久又受命出任山西巡撫。此時先生手持畫卷對我說：“當年為居室題名作畫，本欲靜心讀書。豈料五六年間，案牘勞形，車馬勞頓。昔日未讀之書，終究未能補上。而今的遺憾，又豈是日後所能彌補？望你為我作記，以誌此憾。”
我曾考察古代博學之士，發現他們從事文學創作多在地方任職之時，而非在朝為官之日。即便如蘇軾、黃庭堅的詩作，論者亦謂其汴京所作稍遜，不及外放時期的卓絕成就。大抵因為僻處外郡，少與人交接，故能專心致誌，神思獨運於無人之境。若身處京師紛擾之地，耳目所接儘是喧囂，又何來精深造詣？本朝大儒輩出，其成就可謂超越往昔。
然而如睢州湯斌、儀封張伯行、江陰楊名時、高安朱軾、臨桂陳宏謀、合河孫嘉淦諸位賢臣，大多在地方任職時日長久，在京城為官時日短暫。即便在朝為官時，他們職責專一，政務簡約，往往仍有餘暇精力。如今六部規章之繁瑣，已是百年前三倍之多。而先生所曆官職，常一人兼任數職，一年更換數任。每日淩晨三點便趕赴宮門候朝，往往直至正午方能返回。各部屬官稟報公務、批閱文書，常常通宵達旦不得休息。
此外還要抽空接待門生，應酬同僚，想尋隙讀完一本書都難以如願。與前述諸位賢臣當年在京任職時的情形相比，境遇已大不相同。這正是先生深感悵惘的原因。如今先生出任山西巡撫，政事有成而心神稍閒，終於可以遍覽藏書以償夙願。想必能與那些先賢一較高下，爭輝比美。而我身居高位，卻正陷入先生當年所憾之境。逝去的時光不可追回，未來的閒暇難以預期。因此略述當今官場實況，以供後世在朝為官者參考。
錢塘戴府君墓誌銘
錢塘兵部侍郎戴君安葬其父母資政府君與王太夫人已六年，尚未撰寫墓誌銘，於是囑托友人曾國藩執筆。曾國藩便為其梳理世係，記述生平，追記所受恩遇，並記錄其子嗣情況，以誌墓葬之事。其世係如下：周代分封商湯後裔於宋國，周幽王時宋公諡號為戴，後世遂以戴為氏。戴聖與戴德，精研經學闡發教化，皆為當世大儒。傳至南唐，戴安官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恭。其子戴奢，始遷居新安隆阜。孫戴處移居上溪口，世代為徽州人。至明崇禎年間，戴一美任浙江都指揮經曆，子孫遂定居錢塘。
戴君曾祖名永荃，祖父名承徵，父親名佳殯，兩代皆獲封朝議大夫。朝議大夫生四子：長子道亨，鄉試中舉；次子道立，經議敘授府同知；三子道泰；府君諱道峻，字升甫，乃其幼子。王太夫人之父名通泗，贈奉直大夫。其家族自成一派風氣，杭州士人皆以甲乙等第稱譽之。其生平事蹟如下：府君博覽群書，不囿於一家之說，不與百姓爭利，不與蠻橫之人計較是非。曾改葬長兄之墓，迎其神主於家中，按時祭祀。
府君曾遇父親墳墓坍塌，便更換棺木重新安葬。又安葬其姐夫，併爲身後無嗣的恩師料理後事。年少時酷愛碑刻，繼而癡迷古扇，收藏數以千計。晚年嗜好古錢幣，刀布泉貨皆廣為蒐羅考據。沉浸此三樣雅好之後，便超然物外，陶然自樂，不固執己見。對於讚譽詆譭、困厄顯達、得失存亡，皆一視同仁，終身不為這些俗事煩憂。太夫人操持家務從容不迫，所備器物卻比旁人加倍周全，對待下人從不疾言厲色，而仆婢無不肅然敬畏。嫁衣毀於火災而不露悲慼，臨終之際亦無哀傷之語。
府君所受恩遇如下：補為學官弟子後，七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因子戴熙顯貴，敕封儒林郎，誥封朝議大夫。去世後，因戴熙官至侍郎，依例追贈資政大夫。太夫人初封安人，繼贈恭人，亦依例晉封夫人。其子嗣如下：育有三子。長子即戴熙，以翰林身份三度入值南書房，兩任廣東學政，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次子名煦，為府學生，精通天文曆算；三子名燾，經議敘授府同知。育有四女，皆嫁與士族之家。
孫輩十一人：有恒為府學生；以恒、之恒為縣學生；可恒、如恒、果恒、其恒、斯恒、所恒、自恒、爾恒。孫女三人。曾孫三人：兆登、兆春、兆衡。曾孫女一人。其安葬情況如下：太夫人卒於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七歲。次年九月十七日，安葬於西湖三台山麓。七年後，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府君逝世，享年七十三歲。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開太夫人墓穴合葬。墓室堅固，禮儀虔敬，永世長存。銘文曰：
錢王湖濱有一士，十年內廷書畫史。
（錢塘湖畔有位賢士，曾在宮廷執掌書畫十年。）
曾使嶺南萬裡行，又坐樞府統九兵。
（奉命出使嶺南萬裡遠行，後又入主樞密統領九邊軍務。）
是為府君之令子，實奉老親葬於此。
（此乃府君之賢嗣，今奉雙親安葬於此。）
既葬六載吾為銘，下告誰何上日星。
（下葬六載後我作此銘，上昭日月下告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