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賀耦庚中丞道光二十三年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自認本是無根底的學問，隻知隨聲附和，自從跟隨鏡海先生求學，才稍稍明白為學方向，如同盲人初見光明，心中略有領悟罷了。如今剛剛觸及正道門徑，竟蒙受如此超出實際的讚譽，實在令我倍感慚愧。
我曾經剖析自己平生的毛病根源，發現如同養著毒瘡藏著腫瘤，問題從各處冒出來，關鍵就在於不誠實罷了。私意認為天地之所以運行不息，國家之所以能夠建立，賢人的德行功業之所以能夠宏大持久，都是依靠誠字來達成的。所以說誠字貫穿事物的始終，冇有誠就冇有一切。現在的學者，談論考據就拿來作為爭辯的工具，講論經世濟民就當作獵取名聲的途徑，說話的人不知慚愧，聽信的人隻重虛名，互相欺騙矇蔽，卻不以為恥。至於官場積習，更是崇尚虛文，奸詐弊病所在之處，大家踩著過去卻不覺得奇怪，知道了也不說出來，彼此遮掩粉飾，姑且用來保全自己，苟且敷衍成為風氣，阿附雷同而驚駭異己。
因此我常私下發表狂論，認為今日要講治國之道，不如綜合覈查名實；今日要講治學之道，不如選取篤實躬行之士。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變化，挽救浮華風氣的最好方法就是返歸質樸。在長期苟且敷衍之後，要用嚴厲手段來振作，用意就在於此吧？如今時局艱危，追究禍亂的根源，何嘗不歸罪於首先發難的人。他們哪裡是真看到天下大計，認為應當徹底革除弊端予以澄清呢！哪裡是預知今日的變亂，確實能夠由自己來收拾呢？不過是用言語欺騙世人，想搶先占據重要職位罷了。
國藩因此反省早年所作所為，翻閱書籍、講求諸般技藝，哪一樣不是自欺欺人之事？那些高談古今、自詡不凡的言論，哪一句不是欺世之談？深夜思及此事，不禁汗流如注。近日見先生所作楹聯提及道在存誠之語，這不正是君子韜光養晦的至理名言嗎？若能心存誠念而不自欺，聖學王道又豈有他徑？鏡海先生可稱得上是不欺之人。倭艮峰前輩常作自我反省，言行從無虛妄；吳竹如天性樸訥，忠貞足以任事。同鄉之中，黎月橋前輩性情篤厚，陳岱雲立身知恥，馮樹堂立誌勤學，都是努力踐行篤實之道的君子。
國藩雖然愚鈍懦弱，既然聆聽明訓，怎敢不奉行遵從。至於讀書之道在於廣博學習詳儘闡釋，經世之才需要廣泛采納多方求教，自忖智慧精神終究恐難企及。唯有謹守規矩法度，不敢以虛浮誇誕引導子弟，不敢以自暴自棄辜負父母賜予的身體。若能有所進益，實屬幸運；若終無進境，儘此一生而已。承蒙提攜栽培的盛情，恐未察覺我的淺陋而期許過高，因此謹述一二，作為請教學問的引子，也仿效《皇華》三拜的古禮。書中難以儘言，伏請明鑒。
致劉孟容道光二十三年
去年承蒙您賜信，信中對學術要義的闡述極為正確周詳，而對我多有寬容勉勵之詞，意在引導我精進向上，並讓我陳述治學宗旨，這番情意實在深厚！我早年未能自立學問，自庚子年以來纔開始稍涉學問，泛覽前明與本朝諸位大儒的著作，卻無力辨彆其中的得失。聽說此地有擅長古文詩詞的同道，便前往請教切磋，得以接觸桐城姚鼐郎中的學術脈絡，其學說確有可取之處。
因此選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的著作，專心致誌地研讀。其他如六朝擅長作詩的文人，以及李白、蘇軾、黃庭堅等大家，也都廣泛涉獵其作品並探究其主旨。此後方悟古代明道之人，無不通曉文字之理。擅長作文而不明大道者或許有之，豈有深明大道卻不通文字之人？上古聖人觀察天地紋路，仿鳥獸足跡創製文字，於是產生了文采。文與文相合而成字，字與字相接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舌難以表達的深意，文字卻能委婉詳儘地傳達。
文字的作用，在於代替口舌將思想傳遞至千秋萬代。伏羲深諳天地人三才之道，便創製卦象來顯明其理；文王、周公擔憂後人不能領會，於是創立文字來彰明玄機；孔子又著述《十翼》，修訂群經來闡發奧義。那散見於萬事萬物中的天地至理，也就大致完全蘊含在文字之中了。聖人之所以可貴，在於他們立身行事能與紛繁萬象相互交融而皆合乎大道，其文字便得以教化後世。
我們儒家學者賴以學習聖賢的途徑，正是藉助這些文字來考證古聖先賢的言行，從而探究他們立言的深意所在。由此可見，這句子與句子的銜接，文字與文字的組合，古代聖賢的精神風貌與言語笑貌都蘊含其中。其間差彆看似微如毫厘，導致的謬誤卻能遠至千裡。文辭氣勢的舒緩急促，意蘊風味的深厚淺薄，寫文章的人稍有不慎，文章的法度格局便會立即改變；讀文章的人稍有不慎，便會流於粗疏淺陋而不得真諦。因此我國藩私下認為，如今若要闡明先王的大道，不得不將精心鑽研文字作為首要任務。
三代鼎盛時期，聖明君主與賢能輔臣相繼治國，世道清明和睦，道德的精髓已深植人心，求知問學的風尚遍及鄉野街巷。因而那個時代即便是捕兔的鄉野村夫、漢水之濱的遊嬉女子，都天性純正嫻雅能吟詠詩歌，至於伊尹、萊朱、周公、召公、凡伯、仲山甫這類賢臣，其道德充盈而文采精妙，更是不言而喻。待到春秋之世，周天子德澤衰微，聖賢之道本將衰廢，文章氣象也幾乎全然改變了。
孔子目睹麒麟被獲，慨歎道：“我的理想窮儘了！”受困於匡地時，說道：“禮樂文明將要喪亡了！”於是奮發有為，修訂六經，昭示曆代聖王的法度與訓誡，垂範千秋而不可更改，用心極為良苦，事業至為盛大。孔子逝世後，門徒分佈四方，輾轉傳授聖學。此後聰慧傑出的學者間或有著述立說，大抵都是孔門後學，其文章精純或駁雜，完全根據他們領會大道的深淺來區分。領會大道尤其深廣者，文章就特彆醇厚，孟軻便是如此；領會較多者，醇厚度稍次；領會淺少者，文章便顯駁雜；領會最淺薄者，文章就最為駁雜不純。
自荀子、揚雄、莊子、列子、屈原、賈誼以降，其見道深淺的等級差彆，大體可以指認。
所謂領會大道的多寡如何衡量呢？答案是：取決於見識的深度與廣度。往昔孔子讚述《周易》以闡明宇宙法則，著述《春秋》以確立人倫秩序的至高準則，其見解可稱深邃。孔子門下設四科教習，子路通曉軍事，冉求擅長治國，孔子更向柱下史請教禮製，與魯國樂師探討音律，諸子九流的學說無不溯其本源，其學識可稱廣博。
見識深遠便能探究萬事萬物隱微的征兆，學識廣博便能窮究萬物情態而應用不竭。後世領會大道不如孔子者，便在深遠程度上有差距，在廣博程度上也有差距。既能深遠又可廣博，且為文又不失古聖精義者，自孟子以後，惟有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正蒙》，其文醇厚正大，遠超同代難覓匹敵。許慎、鄭玄也能深遠廣博，然其訓詁文字或失之瑣碎。程頤、程顥與朱熹亦屬深博大家，但其訓示言語或失之狹隘。其他如杜佑、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等人，能廣博而不能深遠，故其文章流於枝蔓；遊酢、楊時、金履祥、許衡、薛瑄、胡居仁之輩，能深遠而不能廣博，故其文章失於淺易。
由此形成漢學與宋學兩大流派，彼此爭辯不休，已非一日。我私下不自量力，妄圖兼采兩家之長，使見道既能深邃廣博，為文又能臻於自然無滯的境地。此等微末心意實屬過分奢望，猶如蚊蟲妄圖揹負山嶽，盲人企圖遠行萬裡，未免可笑至極。最上者自當仰望周敦頤《通書》、張載《正蒙》之境界，其次則潛心研讀司馬遷、韓愈之著作，竊以為這兩位先賢確已達到深廣博洽之境，且頗得古人作文之法要。
如今評論者不深究司馬遷與韓愈二人的思想學識，動輒指稱司馬遷的著述多憤懣不平之氣，韓愈的文章有倨傲自得之態。而閣下或許未加深察，竟也偶然認同這般世俗見解，這好比因《盤庚》《康誥》文字艱澀而斷言《尚書》不可誦讀，見到《鄭風》《衛風》男女風情便主張整部《詩經》都該刪削——如此輕率地以偏概全，豈不是未曾細加推究的緣故麼？
孟子說：“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我卻認為君子的本性，即使讀破萬卷也不會有所增加，即便一字不識也不會有所減損。若離開書籍來論道，則仁義忠信這些品德，反求自身便已具備——堯舜孔孟並非擁有更多，尋常百姓也並非有所欠缺，這本就與文字記載冇有必然關聯。
若就書籍來探討道，那麼道就如同人心承載的義理，文字則如同人身體內的血氣。血氣固然不能等同於義理本身，但倘若捨棄血氣，人的性情又將依附於何處呢？當今那些拘泥於辭章末節的人，既已沉溺於聲律辭藻的雕琢；而稍明事理者，又聲稱讀聖賢書隻需明曉其道，不必深究文字。這好比議論觀察人之法，說應當觀察其心中承載的義理，而不該關注其耳目言動等血氣表現——豈非謬誤嗎？既知離開血氣便無從窺見心性義理，則當明白離開文字亦無從探求聖人之道。
周濂溪先生提出文以載道之說，又以虛車來譏諷俗儒。虛車固然不行，但冇有車又怎能行至遠方呢？孔子、孟子逝去而道能存續至今，正是依賴這輛能行至遠方的車啊。我們今日若有所見解，且想傳播久遠，怎能不及早備好堅固的車輛？因此凡是我個人的淺陋願望，倘若對道有所體悟，不僅心中明白，還定要親身實踐；不僅親身實踐，還定要用文字記載下來流傳後世。
雖說力有未逮，誌向卻是如此。我對於百家著述，都通過其文字來校察他們體現大道的深淺，仔細剖析其分量而評定高下。麵對漢學宋學兩家爭論的焦點，我都不偏袒任何一方而參與喧嚷；對於曆代儒者重道輕文的學說，尤其不敢隨聲附和。深知這些見解狂妄謬誤，必為有德君子所嚴加摒棄，但若沉默不言，文過飾非反而更為嚴重。姑且藉著您的引發而略陳淺見，懇請憐念我的愚直並糾正我的過失，這就榮幸至極了。
致李石梧中丞道光二十四年
我家鄉的著名大臣中，能夠獲得朝廷隆重禮遇、建立豐功偉績的，除了湘潭的陳公、安化的陶公之外，實在不多見。老前輩您見識宏闊、才能精深，在當今實屬罕見，已經能與陳、陶二公並駕齊驅，由此專心致誌向上追求範仲淹、韓琦那樣的功業，這重任自然非您莫屬。我資質平庸，隻能仰望您的風采、感受您的教化罷了；然而心中誠摯的敬慕之情，卻不覺流露於言語之中。
我今年以來，更感歎學業荒疏，日常應酬瑣事逐日增多，雖愧居官位，卻隻是飽食安居而已。梅生來到京城，眾人皆視為祥瑞傑出之士，因考前需要靜養，我也未敢頻繁前往交談。考場中的文章至今尚未得見，但以他輕取功名的才學，本無需再次應試。湯杜兩家的糾紛，至今仍未解決。我與海翁產生嫌隙，並非由於調解此事而起，其中另有瑣細原由不足煩擾清聽，隻能置之一笑罷了。有位名叫羅載慶的，是敝同年倉景恬君的姊夫，與我曾有一麵之交，如今在您麾下任職，還望您多加栽培指點，給予任用提拔。不勝感激。
答劉孟容道光二十五年
孟容足下：
兩年間三次承蒙來信，竟未作一次回覆，縱然是枯木般無情，也不該淡漠至此。我生性本就疏懶懈怠，但若是待旁人尚可理解，豈能如此對待吾兄？每次展紙欲書，總想著閣下心中必是期盼聽到拙見，不該草率應付，便又將筆擱置。日月昭昭在上，唯願閣下明察此心。欣聞閣下恪守聖道勤勉治學，更能明辨王安石學說之謬誤，實是可敬可佩！
天下的規律都建立在相對相成的基礎上，所以構成天的規律是陰與陽的對立統一，構成地的規律是柔與剛的對立統一，構成人的規律是仁與義的對立統一。如果乾坤毀滅就看不到《周易》的精髓；如果仁義不能彰明，也就無所謂人倫大道了。古書上說：天地間溫厚的氣象發端於東北方向，而在東南方向達到鼎盛，這是天地養育萬物的德性之氣，這是天地仁愛的氣象；天地間嚴凝的氣象發端於西南方向，而在西北方向達到鼎盛，這是天地莊嚴剛正的氣象，這是天地義理的氣象。
這兩種氣象從它們的作用來看，依據仁德來化育萬物，便產生了獎賞的製度；依據義理來匡正萬物，便出現了刑罰的舉措。執中則天下安定，偏頗則世道混亂。從本源上探究，天地間太和之氣交融運行永不停息，無論是凡人還是器物，無論是聖人還是平民，最初稟受的天地之氣都是均等的。
人類獲得了天地的全氣，萬物僅獲得天地的偏氣。聖人不僅獲得了全氣，而且其稟賦最為清淳敦厚，加之後天習染毫無雜質，因而能圓滿踐行仁義的準則，這便是充分實現了天性。將這種境界推廣到百姓生活中無不合宜，應用於萬物規律中無不恰當，這就叫作儘人性、儘物性。尋常之人雖然也獲得了全氣，但受氣質所侷限，被習氣所矇蔽，喜好的對象失當便會損害仁德，憎惡的對象失當便會敗壞義理。這種損害日益加劇，本性的光明就日漸衰減，於是修德問道的學問便由此而產生。
治學的根本目的在於恢複人的本真性情；治學的根本方法在於窮究事理、持守誠意。窮究事理就是要剖析仁義之間的細微差彆並條分縷析地理解；持守誠意就是要將那些符合仁義標準的好惡情感付諸實踐並堅持到底，這正是其困難所在。我的生命與萬物的生長，其本質原理本就同出一源，但若就具體形態而言，則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差彆。
敬愛親族與仁愛百姓有所區彆，仁愛百姓與善待萬物又有不同，對待鄉鄰與對待家人更存差異。親緣有親疏之彆，賢能有等級之差，其間或相差一倍五倍，或相差十倍百倍，甚或相差千萬倍，這就是萬物參差不齊的實情。若不明白其間分際而任意施為，過分強調仁愛就會流於墨家兼愛的弊病，過分強調義理就會陷入楊朱為我的偏頗。這些偏差萌生於心念，危害於政治，發展到極致都足以擾亂天下，不達到率領禽獸吞噬同類的程度絕不停止。所以一切窮究事理的功夫之所以曲折繁重，正是要剖析辨明這參差萬物中的本分差異啊。
朱熹說人心靈敏虛靈，無不具備認知能力。這是在論述人天生具有分辨好惡的道德知覺。他說天下萬事萬物，無不蘊含內在規律。隻因為對事物規律的探究尚未窮儘，所以人的認知存在侷限。這是在闡明我們內心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而萬物之間的差異界限卻是無窮的。若不深入研究極為細微的差彆界限，便無法透徹領悟那根本統一的天地至理。
王氏之學主張致良知而已，這是認為單憑心體的明覺就能恰當順應萬物之分際，果真可信嗎？冠冕與鞋履不能同處一位，鳳凰與鴟鵐不可共居一樹，這是萬物本身具有的分殊之理。瞽瞍殺人，皋陶依法拘押，舜則揹負父親逃亡；鯀用堵塞之法治理洪水，舜將其誅殺，禹卻仍以郊祀之禮尊崇，這是物我相交時呈現的分殊之義。仁義的不同施行方式，正是依循具體事物而作出的區分啊。
如今竟把接觸事物窮究道理視為支離破碎，這等於是將內心虛懸一個先入為主的認知，與萬物全無交涉，卻說這認知能合乎萬物之分際，又如何可信呢？
朱子說知道為善去惡，便應當切實用力，務必決心去除惡念並且務求必定達成。這是在闡明仁義的分界，既然已經明確，就應當竭儘我們的好惡之心來完成此事。
現在王陽明先生的學說主張“知道了就是行動了”、“格物致知就是誠意功夫”，這就等於全憑內心的明覺，再冇有所謂的實踐行動了。內心若是明白了，就不必拘泥於外在行跡，那麼即便行為不合仁義，也無損於內心的明澈，這是何等簡捷而容易遵從啊。
如果遵循這種言論而不加辨析，幾乎等同於引導全天下朝佛教的方向發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學問難道有什麼特彆的嗎？不過是通過探究事物以求得真理罷了。事物無窮無儘，所以其具體分彆也冇有極限，因而探究事物之理的工作永無止境。隻要有一刻停止探究，仁德便無法純熟，義理便無法精粹。那些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正是因為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探究事物之理，並且以如同喜好美色、厭惡惡臭那樣的本心來貫徹到底。如果不這樣做，我看不出他們能夠成為聖人。自大賢以下的人，認識有精有粗，實踐有實有不實，於是賢能的品級便依此區分開來。
我雖不才，也錯誤地想要在這方麵下功夫。在人際交往中，在日常事務的磨鍊裡，儘管不能完全達到仁的標準，但必定要追求那種溫和敦厚的境界；雖然不能完全做到義的規範，但必定要追求那種條理分明的狀態。然而歲月流逝，學業品德未能增進，意念言行間種種過失不斷積聚，想要做到處理任何一件事都能合乎其內在分寸都還無法實現，可見沉溺在錯誤中實在深重啊。
我深知此生縱能窮究萬分之一的事理，也不過是片段零碎的鑽研，終究難以達到融會貫通的境界。然而始終不敢放棄這條正途去尋求捷徑，說什麼靈光頓悟便能立地成聖。資質駑鈍之人甘守本分也罷，智慧總有不能照亮之處，德行總有不能完善之時，故而常懷愧疚之心。對於那些異端邪說，不敢有半點苟且，定要徹底廓清竭力排抵。愚拙之人往往懦弱，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今您從偏遠之地奮然崛起，竟能追尋先王之道，廓清學術迷障，實在難能可貴！這正是我日夜焚香祈禱所渴望見到的景象。
此處有位太常寺唐先生，學識廣博而持守簡約，儀態莊重而性情平易，近來編撰《國朝學案》一書，推崇二陸二張的學術宗旨，駁斥表麵儒術實則佛理的學說，可說是深刻透辟、彰明較著，堪稱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另有大理寺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都是切實探求朱子學說真諦並努力踐行的君子。我追隨這幾位賢德君子之後，聆聽他們的精辟見解，然因天資淺陋，又偏嗜文采風華，尤其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的文章，日夜誦讀從不厭倦。
因此我平生所立誌向，從大處說，是要在天下推行仁義，使萬物都遵循各自的天性；從小處說，則是力求自身少犯過失，將正道踐行於妻子兒女之間，著書立說來教化宗族鄉鄰。若誌向能夠實現，我便如此度過此生；若誌向終不能成，我也同樣如此度過此生。因與您相知最深，這才坦誠傾訴心中抱負，不敢對陌路之人如此滔滔不絕地剖白心跡。
我身體近來虛弱，經不住過度思慮，所幸安然無恙，全家也都安好。郭先生住在我家教導子弟，還有馮卓懷君為孩子們授課，諸人俱各平安，且都勤勉向學。曾國藩再拜謹啟。
致林鏡帆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去年在京城與您短暫會麵，因您行色匆匆，未能略儘地主之誼表達心意。臨行那天清晨，我前去送行又未能相見，至今仍感遺憾。後來秋冬之際，有徐惟賢世兄托我轉交兩封書信，我委托他人通過段果山同年呈送給您，想必已經收到。近聞您起居安好，調養適宜，在侍奉雙親的餘暇，博覽群書，研究經世治國的宏謨遠略，永續家族顯赫聲名。此實為極美之事！在此為您祈禱稱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