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道：向王陽明學習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第一，相下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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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記誦之末，不知身心之學為何等，於是首倡講學之事”，跟從他學習的人很多，也引來了一片非議聲，“同輩多有議其好名者”。當時真做學問的人不多，學者們做學問，爭的其實是學界的特殊地位，爭的其實是話語權，跟官員爭奪權力一樣，何況學者本是官員或後備官員，話語權又跟權力緊密相聯。王陽明一下子取得了很大的話語權，難免引起大家的嫉妒，當時隻有翰林學士湛甘泉對他非常欣賞，“一見定交，終日相與談論，號為莫逆”。

湛甘泉當時的名氣比王陽明大，官位比王陽明高，但他們心裡早就冇有這些礙眼的渣滓，暢遊在學問的海洋裡，相交其歡。兩人確有共同點：學問以儒為宗而近於禪。大凡學過佛法、修過禪學而真的有所領悟的人，既無“貢高我慢”之氣，也無妄自菲薄之心，待人隻是一個“眾生平等”，他們同為文人，並無“文人相輕”的習氣，這也是他們交相契好的一個基礎。但湛甘泉更近於禪，做人純粹且超然，出世之心比較強烈，不太在意功名。王陽明則多了一層道家的修煉，在可出可入之間，相比之下對政治事務比較熱衷。

王陽明和湛甘泉的學問見解也不同，王陽明認為儒門高廣，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彆，佛、道在我儒範圍之中；湛甘泉認為佛、道、儒冇有差彆。在其他觀點上，兩人也有爭異。因此，他們既是朋友，也是“論敵”，經常進行爭論。例如，湛甘泉對理學的重要概念“格物”，仍持舊說，認為是“窮事物之理”的意思，王陽明提出異議說：那就求之於外了。湛甘泉說：“若以格物理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

湛甘泉主張“隨處體認天理”，等於否定王陽明“心即理”的說法，王陽明為此專門寫了一信討論此事：“‘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厘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其意是說，“隨處體認”未免不著邊際，請指出一條簡明可行的路徑來。

兩人終究冇有說服對方，但王、湛之爭，僅僅是學術爭鳴而已，彼此分享對方的見解，而不是為了分出高下。因此兩人越爭越親，彼此欣賞，彼此尊重，真個是“君子和而不同”。後來王陽明甚至承認：湛甘泉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

其實，王、湛兩位大師的觀點本無根本衝突，若用佛家理論、道家理論解釋，都可解得通。按道家理論，道存無、有二性，寓於萬事萬物中，也在自己心裡，“格物”可以是窮事物之理，也可以是去其貪慾；悟道的途徑，若求之於外，“隨處體認”，一枝一葉皆可悟道；若求之於內，“發明本心”即可。按佛家理論，道是空性，佛是空性，心是空性，“四大皆空”，悟道的途徑可以是自外做工夫，也可以由心頓悟，內外本無差彆，隻是路徑不同。相比之下，或許王的路徑更簡明，而湛的路徑更可靠。在禪宗史上，也有過類似的爭論，慧能從禪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意旨出發，主張“顯真心、見本性”，做的是“內功”，神秀主張參禪打坐、勤修戒律、漸悟成佛，做的是“外功”。結果禪宗分成了南北二宗。無論內功、外功，一旦頓悟，自然內外合一、萬法歸宗。如果不能悟道，內功就顯得很虛幻，“外功”倒多少有些進益。但王、湛各執內、外一端，亦無不可，悟道之路，一條就可以了，哪用得著走兩條路？

王、湛同在北京為官時，有意卜鄰而居，為的是時常討論學問。後來，王陽明被放外任，兩人相見的機會就很少了。

湛甘泉的老家在廣東增城，王陽明任兩廣巡撫期間，有一次路過廣東增城，特意去湛甘泉的老家去瞻仰了一番，還動情地寫下了一首懷念友人的詩，“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此語足見他對湛甘泉的真情。

湛甘泉出使安南，回來的途中，特意繞道到滁州，跟王陽明相見，暢談數日。有趣的是，這一次湛甘泉主張儒門高廣，可以包容佛道，而王陽明認為佛、道、儒冇有差彆。兩人當然不是改變以前的主張，而是互拍對方的“馬屁”。

跟王陽明學絕學：可見兩人雖在學術問題上有許多不同見解，在交朋友的問題上，則二人同心，都深得“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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