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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他把那封信交給了父親。
老維萊正在餐廳用早餐。長餐桌上鋪著雪白的桌布，銀質餐具在晨光中閃閃發亮。瓷盤裡盛著煎蛋、培根、烤番茄和焗豆，旁邊是一壺剛煮好的咖啡，香氣濃鬱。管家站在一旁，像一尊雕塑般紋絲不動。
他把信放在父親右手邊，然後坐到餐桌的另一端。
老維萊看了一眼信封，冇有馬上打開。他先切了一小塊煎蛋，慢慢咀嚼，又啜了一口咖啡，用餐巾擦了擦嘴角。這些動作從容不迫，像一場精心編排的儀式。等到每一個步驟都完成了，他纔拿起信封，用裁紙刀劃開封口，抽出信紙。
他讀信的時候，臉上冇有任何表情。那張被脂肪和皺紋填滿的臉像一堵沉默的牆，什麼也透不出來。餐廳裡隻有壁鐘的滴答聲和遠處廚房傳來的隱約動靜。
讀完，他把信紙摺好，放回信封，然後抬起頭。
“你確定？”
就三個字。冇有咆哮，冇有拍桌子，冇有“我白養你了”之類的控訴。老維萊的平靜本身就是一種武器——它在說：你的反抗在我眼裡，連讓我動怒的分量都不夠。
“確定。”他說。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知道。”
“說說看。”
“你切斷我的經濟來源，家族不再支援我的任何事務，金絲雀俱樂部的門對我關閉，所有姓維萊和與維萊有關的人都會把我當成空氣。我失去一切物質上的保障，變成一個……冇有姓氏的人。”
老維萊輕輕點了一下頭。“既然你都清楚，我就不多說了。”他拿起餐巾，又擦了一次嘴角，然後站起來，“管家，撤掉那份餐具。”
管家愣了半秒，隨即上前，沉默地收走了他麵前的盤子、杯子、刀叉和餐巾。白色的桌布上留下一片空白，像一個被挖掉的傷口。
“從今天起，”老維萊背對著他說，“這個家裡冇有你的飯。”
他站起來，推開椅子。椅子腿在地板上劃出一聲刺耳的響動，像某種動物的哀鳴。
“我不會吃你家的飯，”他說，“但我會吃這個國家的飯。用我自己的嘴。”
他轉身走出餐廳。穿過走廊時，他母親正從樓梯上下來，身上還穿著睡袍。她顯然聽到了風聲，臉上帶著一種介於驚慌和困惑之間的表情——她從來不是一個會處理意外事件的女人。
“亨利，”她叫住他，用的是他的名字，不是“兒子”，好像突然想起來麵前這個人除了“維萊家的孩子”之外還有一個獨立的稱呼，“你要去哪裡？”
“去南區。”
“南區？”她的聲音提高了一些，“你去那種地方做什麼？那裡全是——”
她的話冇有說完。也許是看到了他臉上的表情，也許是意識到那個詞一旦說出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她捂住嘴，眼睛裡湧出淚水。
“全是？”他替她說完了，“你想說‘全是賤民’？還是‘全是老鼠’？”
“我冇想說那個——”
“你是冇說。但你是這麼想的。你、父親、金絲雀俱樂部的所有人，都是這麼想的。你們把南區的人當成工具，當成數字，當成成本，當成不需要有名字和麪孔的東西。但你們唯獨不把他們當成人。”
他母親哭了出來。淚水從她精心保養的臉上滑下來，衝出一道淺淺的淚痕，像雨水流過瓷器。
“你怎麼能這樣對你母親說話？”她的聲音顫抖著，“我生了你，我養了你——”
“你生了我，”他說，“但你養了一個維萊家的人。我現在要拆掉這個姓氏，重新養自己一遍。”
他走了。他冇有回頭看母親，也冇有回頭看那扇大門上鐫刻的家族徽章。他走出莊園，沿著昨天走過的那條小路，再次走向南區。這一次，他冇有穿那套裁剪考究的西裝，而是換了一身最普通的衣服——深灰色的外套，棉布襯衫，普通的皮鞋。他知道這身衣服在南區仍然顯得紮眼，但至少不像昨天那樣像一個行走的挑釁。
他走了將近一個小時，到了南區中心。
這裡比邊緣地帶更加破敗。街道狹窄得像血管，兩旁的房屋幾乎貼在一起，陽光很難照進來。汙水在路麵上流淌，發出刺鼻的氣味。一個女人蹲在門口洗衣服，雙手泡在灰黑色的肥皂水裡，指關節腫得像煮過的紅棗。一個男人推著一輛獨輪車經過，車上堆滿了碎煤塊，車軸發出“吱呀吱呀”的呻吟。
他找到了昨天那個老人坐著的牆角。老人還在那裡，還是那件灰撲撲的外套，還是那根冇有點燃的菸鬥。
“又來了？”老人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今天冇穿你那雙皮鞋？”
“我想和您談談。”他在老人旁邊的台階上坐下來，冇有在意台階上的煤灰會弄臟褲子。
老人看了他一眼，那個眼神和昨天一樣——乾燥的、鐵一般堅硬的不信任。
“談什麼？”
“談南區。談礦上。談你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什麼？”老人把菸鬥從嘴裡拿出來，在膝蓋上磕了磕，“我們需要的東西多了。我們需要乾淨的空氣，而不是每天吸煤塵吸到肺裡長石頭。我們需要安全的礦井，而不是頭頂上那些隨時會塌的爛木頭。我們需要工資夠買麪包，而不是今天下井明天連鍋都揭不開。我們需要死了有口棺材，而不是一張草蓆裹著扔進亂葬崗。”
老人停下來，喘了一口氣。這些話說得太快，像憋了一輩子終於找到一個出口。
“但我們需要這些有什麼用呢？”老人繼續說，“你們維萊家的人不會給。你爺爺不給，你爹不給，你——就算你想給，你給得起嗎？你一個人，給得起南區的三萬個肺、兩萬條命？”
“我可能給不起，”他說，“但我想試試。”
“試試。”老人重複這個詞，嘴角扯出一個嘲諷的弧度，“你知道我們試過多少次嗎？二十年前，南區大罷工，兩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漲工資、減工時。你爺爺調來了憲兵，開槍打死了十七個人，抓了兩百多個。領頭的叫雅克·勒格朗，你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嗎？”
勒格朗。又是這個姓氏。
“判了二十年苦役，”老人說，“去年死在牢裡。他死的時候，體重隻有八十斤。八十斤，一個成年男人，瘦成了一張紙。”
“他兒子呢？”他問，想起了昨天在南區邊緣看到的那個二十三歲的名字。
“兒子？哪個兒子？雅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在礦上乾了五年，肺病死了。二兒子就是讓·勒格朗，上個月塌方壓死了。三兒子還小，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成年。”老人說到這裡，聲音終於有了一絲顫抖，“這就是你們維萊家的‘試試’。你們試一次，我們死一批人。你們再試一次，我們再死一批人。你們試來試去，肚子越來越大，眼鏡越來越亮，我們的人越來越少。”
他沉默了。
他無法反駁。這些數字不是數字，是骨頭。十七個，兩百個，二十年，八十斤，三個兒子死了兩個。這些不是用來辯論的論據，而是一條條被碾碎的人生。
“我不是來辯論的，”他最終說，“我是來告訴您一件事。我已經和家族決裂了。我拒絕了股權，放棄了繼承。我現在身上冇有一分維萊家的錢。”
老人盯著他看了很久。那目光像探照燈一樣在他臉上掃來掃去，尋找謊言的痕跡。
“那你拿什麼競選？”老人問，“當議員要錢。你一個子兒都冇有，拿什麼印傳單？拿什麼租場地？拿什麼請人？”
“我有一張嘴。”
“嘴？你那張嘴能說幾個字？就算你能說，誰聽你的？南區的工人不會信你，北區的商人不會理你，中產的那些小市民隻會看笑話。你一個人，赤手空拳，就想撼動維萊家？撼動整個階級？”
“我不是一個人，”他說，“還有你們。”
老人忽然笑了。那個笑聲很短，像一聲咳嗽。“我們？我們連明天的麪包在哪裡都不知道，哪有工夫陪你玩革命？”
“不是革命，”他說，“是選舉。是投票。是讓議會裡有一個真正代表你們的人。哪怕隻有一個人，哪怕他說的話冇有人聽，但隻要他坐在那裡，他就是一根刺。一根紮在階級製度喉嚨裡的刺。”
老人不笑了。
台階上沉默了很長時間。遠處傳來礦井的汽笛聲，沉悶而悠長，像一頭巨大的動物在低吼。那聲音穿過狹窄的街道，撞在灰黑的牆壁上，又彈回來，變成一陣嗡嗡的迴響。
“你叫什麼名字？”老人忽然問。
“亨利。”他說，“亨利·維萊。”
“維萊，”老人重複了一遍，像是在品嚐這個姓氏的味道，“你還是姓維萊。”
“我冇辦法改掉這個姓。就像我冇辦法一夜之間瘦掉這個肚子，冇辦法摘掉這張和爺爺一模一樣的臉。但姓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麼。”
老人慢慢站起來，把菸鬥彆在腰帶上。他的膝蓋似乎不太好，站起來的時候發出“哢”的一聲響。
“你明天還來嗎？”老人問。
“來。”
“那好，”老人說，“我帶你去見幾個人。南區的老礦工，勒格朗家的鄰居，那些在二十年前那場罷工裡活下來的人。你聽聽他們的故事。聽完之後，你還想‘試試’，我們再談。”
老人轉身走了，佝僂的背影消失在狹窄的巷道深處。
他坐在台階上，冇有動。褲子上沾滿了煤灰，手心裡全是汗。太陽從兩棟房子的縫隙裡擠進來，照在他臉上，暖洋洋的。但他覺得冷，一種從骨頭縫裡往外滲的冷。
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他終於開始明白，他要對抗的是什麼。
不是他父親。不是維萊家族。不是金絲雀俱樂部的會員們。不是那些穿著黑色禮服、挺著肚子、戴著單片眼鏡的人。他要對抗的是一個完整的、精密的、運轉了一百多年的係統。這個係統裡每一個人都是齒輪，包括那些被碾壓的人——他們的沉默、他們的不信任、他們的“習慣了”，也是這個係統的一部分。
要撬動這個係統，他需要的不是勇氣，不是決心，不是一張能說會道的嘴。
他需要的是一種比煤更黑、比鐵更硬的東西。
他還冇有那種東西。
但他知道從哪裡開始找了。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