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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那年秋天，他被父親叫進了書房。
書房是整座莊園裡他最不喜歡的地方。不是因為那排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橡木書櫃，也不是因為壁爐上方懸掛的曾祖父畫像——那隻單片眼鏡依然在畫布上閃著冷光——而是因為這間屋子裡有一種氣味，一種由雪茄、皮革和舊紙張混合而成的氣味。那種氣味讓他想起“權力”這個詞。不是書裡抽象的權力，而是具體的、可以攥在手心裡的權力。像一塊冰，握久了會凍傷手指，但你捨不得鬆開。
父親坐在書桌後麵，麵前攤著一份檔案。老維萊比上次見麵時又胖了一圈，下巴的贅肉像融化的蠟燭一樣垂下來，但眼睛依然鋒利。
“坐。”父親冇有抬頭。
他坐下。椅子是真皮的，坐上去會發出一種沉悶的歎息聲，像一個被壓垮的人最後的聲音。
“你下週滿十八歲，”父親終於抬起頭看著他，“按照家族傳統，該在檔案上簽字了。”
他把檔案推過來。
那是一份股權轉讓協議。他將正式成為北方礦業公司的股東，持有百分之五的股份。每年分紅大約二十萬法郎——相當於南區一個礦工兩百年的工資。
他拿起筆。
筆桿是純銀的，握在手裡沉甸甸的。他看了一眼檔案上的數字，又看了一眼父親。老維萊的目光平靜得像一潭死水，冇有任何波瀾。
“爸，”他說，“我有一個問題。”
“說。”
“南區三號礦井的安全改造預算，為什麼在董事會上被否決了？”
老維萊的目光變了一瞬。像湖麵被投進一顆石子，漣漪盪開，又很快消失。
“你從哪裡看到的？”
“我看了董事會的會議記錄。安全改造隻需要八萬法郎，但您和其他股東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開支’。”
“你知道八萬法郎意味著什麼嗎？”老維萊的語氣冇有變化，但聲音低了一些，像大提琴的最低音，“意味著今年的分紅每股要少兩個點。兩個點，聽起來不多，但乘以所有股東，就是一筆大數字。”
“可是去年礦井死了七個人。”
“礦業總會死人。”老維萊說這句話的語調，和說“今天天氣不錯”一模一樣，“從你曾祖父那輩開始就死人。死人是我們這行的一部分，就像煤塵和塌方一樣，無法避免。你能做的，是算出死一個人要賠多少錢，然後把這筆錢打進成本。”
“如果安全改造能救活那些人呢？”
“如果能。”老維萊抓住了這個詞，“如果能。安全改造不是萬能的，就算花了八萬法郎，該塌方還是會塌方。與其把錢花在‘可能有用’的東西上，不如留著分紅，讓活著的人過得更好一些。”
“讓活著的人過得更好一些。”他重複了這句話，覺得這句話從他父親嘴裡說出來，有一種荒誕的諷刺。那些“活著的人”坐在金絲雀俱樂部的皮椅上，喝著四十年陳釀的威士忌，討論如何讓“活著的人過得更好一些”——而這個“活著的人”的名單裡，不包括老勒內，不包括讓·勒格朗，不包括南區成千上萬在煤塵中呼吸、在木支架下賣命的影子。
他放下了筆。
書房裡安靜了幾秒。壁爐裡的火劈啪響了一聲，一根木柴塌陷下去，濺起一蓬火星。
老維萊看著他。那種目光他太熟悉了——不是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種耐心。一種獵食者等待獵物露出破綻時的耐心。這種目光比任何怒吼都更讓人不寒而栗，因為它意味著父親根本不認為他有能力堅持到底。
“你不簽？”老維萊問。
“我想想。”
“想什麼？”
“想清楚我是誰。”
老維萊忽然笑了。那個笑容很短，像一道閃電，照亮了他臉上所有的皺紋和脂肪。“你是我兒子，”他說，“這就是你是誰。你可以想一輩子，也變不成彆的東西。”
他站起來，把那支純銀筆放回桌上。
“簽字的事，再給我一點時間。”
他走出書房，穿過走廊，走下樓梯。他的腳步很快，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後麵追他。經過客廳時，他母親正和幾位太太喝茶。她們看到他，停下談話，用一種審視的目光打量他。
“這孩子臉色不太好，”一位太太說，“是不是不舒服？”
“冇事，”他說，“出去走走。”
他走出莊園大門，沿著那條通往南區的小路一直走。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要去哪裡。他隻知道他必須離開那間書房，離開那股皮革和雪茄的氣味，離開父親的目光——那種篤定的、認為他最終一定會乖乖簽字的目光。
走了大約四十分鐘，他到了南區的邊緣。
這是他第一次一個人來南區，冇有司機，冇有保鏢，冇有保姆。他站在一條土路上，看著眼前的景象：一排排灰黑色的房子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歪歪斜斜地擠在一起，窗戶上冇有玻璃，釘著木板或者糊著報紙。空氣中瀰漫著煤煙和一種酸腐的氣味，像是餿掉的菜湯和汗臭混在一起。地上是黑的，牆上是黑的，連天上飄過的雲似乎都染上了一層灰色。
幾個孩子在路邊玩耍。他們追著一個用破布縫成的球跑來跑去，光著的腳踩在煤渣路上，發出“沙沙”的聲音。他們看到他，停下來，像一群受驚的小動物。其中一個女孩大約五六歲，穿著一件大人的舊襯衫，用一根麻繩係在腰間當裙子，臉上臟兮兮的，但眼睛很亮。
他想起七歲那年從圍牆縫隙裡看到的那個男孩。那雙眼睛，和這雙眼睛，似乎是同一雙。
“你找誰？”一個女人的聲音從旁邊傳來。
他轉過頭。一箇中年婦女站在門口，圍裙上沾滿了煤灰，手裡端著一盆臟水。她看著他，目光從疑惑變成警惕，又從警惕變成一種他看不懂的東西——也許是不安，也許是敵意，也許是兩者都有。
“我……”他發現自己不知道該說什麼，“我隨便走走。”
“隨便走走？”女人把盆裡的水潑到路上，水花濺起煤塵，落在他擦得鋥亮的皮鞋上，“你們這些人，連走路都要跑到彆人家門口來顯擺？”
他想解釋，但女人已經轉身進了屋，門“砰”地關上了。
他站在原地，低頭看了看自己的皮鞋。鞋麵上沾著煤灰和水漬，像一件精美的瓷器上被人潑了墨汁。他忽然覺得這雙鞋、這身衣服、這張臉、這個肚子，全都不對。它們不是他，卻貼在他身上，像一層脫不掉的皮膚。
“你是維萊家的小子？”
又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他轉身，看到一個老人坐在一把破藤椅上，靠著一麵爬滿煤灰的牆壁。老人的臉像一張揉皺的紙，眼睛眯成兩條縫，嘴角叼著一根冇有點燃的菸鬥。
“你認識我？”他問。
“不認識你這個人，”老人說，“但認識你這張臉。你和你爺爺長得一模一樣。我在礦上給他乾了三十年，到死都冇攢夠一副棺材錢。”
老人拿下菸鬥，在椅子的扶手上磕了磕。“你爺爺也戴單片眼鏡，和你曾祖父一樣。維萊家的男人都戴那玩意兒，好像戴上就能把世界看透似的。”
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右眼。他還冇有戴單片眼鏡的習慣，但父親已經給他訂做了一隻，用絲絨盒子裝著，放在他臥室的抽屜裡。那隻眼鏡像一件成年禮的徽章，等他“準備好了”就可以戴上。
“你覺得，”他問老人，“如果有一天，一個維萊家的人想改變這一切，有可能嗎？”
老人看了他一眼。
那個眼神讓他想起老勒內的笑容。那種乾燥的、像灰塵一樣無邊無際的東西——不是憤怒，不是悲傷，而是比憤怒和悲傷更深的東西：一種經過幾十年壓迫和失望之後凝結成的、鐵一般堅硬的不信任。
“孩子，”老人說，“你知道煤礦裡的老鼠嗎？它們在地下活了千百年，眼睛都退化了，看不見光。但你要是把一隻老鼠抓到地麵上，它不會感謝你，因為它會被光刺瞎。”
老人重新把空菸鬥叼回嘴裡。
“你們維萊家的人就是那道光。不是你們有多亮，是我們在黑暗裡待太久了。久到我們已經不相信，除了黑暗還有彆的什麼。”
他站在那裡，覺得老人的話像一把鈍刀，一刀一刀地割著他。不是因為那些話刻薄，而是因為它們是真的。他是那道光。那道光不是救贖，是刺瞎。
他轉身往回走。
經過那排歪歪斜斜的房子時，他聽到一扇窗戶後麵傳來說話聲。聲音不大，但隔著一層糊窗的報紙，每個字都聽得清楚。
“……他兒子？那個小維萊？”
“對，就他，挺著個肚子，皮鞋鋥亮，跑到咱這兒來裝善人。”
“裝什麼善人，他爹剛把工資又砍了百分之五，他跑來看笑話的吧。”
“要我說，這些資本家都是一個德行。爹是狼，兒子就是小狼。你以為小狼長大了不吃人？”
“不吃人也咬人。咬人的東西，披上西裝也是畜生。”
他加快腳步，幾乎是逃一樣離開了南區。
回到莊園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他走進臥室，拉開抽屜，拿出那個絲絨盒子。打開，金邊單片眼鏡躺在裡麵，鏡片在燈光下泛著琥珀色的光。
他把眼鏡拿起來，舉到右眼前。
透過鏡片，他看到的世界微微放大了，邊緣帶著一圈暖色的光暈。檯燈、窗簾、牆上的油畫、地毯上的花紋——全都清晰了一些，精緻了一些，漂亮了一些。
他又把眼鏡放下。
世界恢複原樣。檯燈還是檯燈，窗簾還是窗簾。但剛纔透過鏡片看到的那個更精緻的世界，和現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之間，他忽然覺得有一道裂縫。裂縫不寬，但足夠深。深到他能看見裂縫底部的那些東西——那些被精緻和漂亮覆蓋住的東西：煤塵、血、開裂的木支架、冇有玻璃的窗戶、二十三歲的名字、一千二百法郎的賠償金。
他重新把眼鏡放回盒子裡，蓋上蓋子。
然後他坐下來，拿起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一行字：
“我拒絕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寫完這行字，他又寫了一段：
“我決定參加下屆大區議員的競選。我要廢除階級製度。我要讓南區的人，有朝一日，不必再對任何人說‘習慣了’。”
他把紙折起來，裝進口袋，準備明天交給父親。
他知道這封信會帶來什麼。父親的憤怒、家族的恥笑、競選資金的斷流、那些金絲雀俱樂部會員們的冷眼和嘲諷。甚至更糟的——他可能會變成一個笑話，一個“穿西裝的叛徒”，一個“戴著單片眼鏡卻聲稱自己看不見階級差異”的偽君子。
但他不在乎那些了。
因為今天晚上，在南區的那條土路上，在那個老人叼著空菸鬥說出“我們已經在黑暗裡待太久了”的時候，他心裡有什麼東西徹底斷裂了。不是理智的斷裂，不是情感的斷裂，而是一種更根本的斷裂——他和他的姓氏之間，他和他的肚子之間，他和那隻還冇戴上就已經開始發燙的單片眼鏡之間。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南區的方向，天空被煙囪裡冒出的火光映成暗紅色。那片紅色像一道傷口，橫亙在地平線上，又像一雙眼眶發炎的眼睛，正盯著這座莊園、這間臥室、這個站在窗前、挺著資本家肚子的年輕人。
他對著那片暗紅色的光，無聲地說了一句：
“等我。”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