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戰役臨近尾聲時，敵我雙方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對整場戰役的反思。對手反思的結論是：這一仗，打得毫無意義。
從地理上看，華夏對他們毫無威脅；從資源上講，南韓也毫無價值。為這麼一塊破地方，耗費如此巨大的精力，實在不值得。幾位政府高級官員紛紛倡議停戰，不少人認為亞太地區根本不值得投入。
然而，“魷魚”開始活動了。他們在高層之間往來遊說，反覆傳遞一個資訊：西方靠不住，亞太纔是未來的聚寶盆。
這便是亞太策略的由來！這個群體在全球轉了一圈，發現隻有這個亞洲地方，最適合被壓榨。
說得直白些，亞洲冇有資源，但老百姓勤勞肯吃苦。這不是區域性現象，而是整個區域共同的特質。因此，亞太地區將成為外來花旗的核心利益來源地。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費儘周折，通過種種渠道與華夏展開談判。
而在我們這邊，軍委也對第五次戰役進行了全麵回顧。雖然前幾次戰役取得了較大勝利，但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長期作戰是不可行的。
隨著戰事推進，誌願軍未來將麵臨極為不利的作戰條件。
首先是裝備差距太大。冇有海空軍，隻有少量炮兵，即便包圍了敵人大部隊也無法全殲，隻能敲掉小股力量。
其次，後勤全靠國內保障，運輸條件極其困難，而且老大哥並不能提供多少幫助。當時的一封電報，便足以說明所有問題：大林子的意見很明確：華夏耗費幾年時間，購買武器，消耗西方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部隊，為蘇維埃爭取擴張的機會。
這意味著，華夏要用鮮血，去鋪一條對毛熊極為有利的路出來。
因此，教員的建議是：除非必要，否則不建議再發動第六次戰役。
此時，教員下達了全麵的戰略部署：明確今後作戰為有限區域性戰爭，殲敵目標要考慮實際，每個軍一次戰役以殲滅一至兩個營為主；推進距離要顧及供應能力，不宜過遠；同時加強指揮力量，任命三兵團陳司令為第二副司令，九兵團宋司令為第三副司令，由洪將軍擔任後勤司令員，成立統一的後勤機構。
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以戰促和”的總體方針：不發動大規模戰役，以三八線為華夏的最後底線。
從這些部署中，可以看出國內已經有了清晰的認知：打，不怕，但要控製，不能淪為彆人的工具；談，可以，但必須達到心理預期，守住三八線，保障邊疆安全。
與此同時，陳司令離開安南之後，從12月開始的近半年時間裡，“越盟”方麵先後在紅河三角洲地區發起了“陳興道戰役”、18號公路戰役和“光中戰役”。三次戰役的結果，均不理想。
法蘭西人對林譯的表現極為滿意，他們認為收服安南全境指日可待。整個西方代表團也一致認定，投資林譯是一筆相當劃算的買賣。
就在此時，林譯收到了沈孝文帶來的建議，已準備收手。然而，一個全新的問題，又擺到了麵前。
這個時候，誌願軍的後勤出了大問題！即滬市劣質藥事件，這是當年影響深遠的大事件！
事情的嚴重程度，遠超想象。滬上大康西藥房拿下了誌願軍的钜額訂單，總價值超過三百萬大洋。這筆采購，承載著誌願軍維繫所有傷員的全部希望。
然而，送上前線的，竟是一批徹頭徹尾的劣質貨色。
黃凡士林是民國二十八年日占時期的積壓庫存，紗布已在倉庫中擱置了十五年之久，黴跡斑斑；氯黴素造假，早已被小鬼子損毀的X光機，竟也被當作完好設備賣給了誌願軍醫院。即便如此，他們連訂單都無法完成。最終送到前線的物資，不足訂單的一半！
性質之惡劣，後果之慘重，可想而知。彭老總震怒，教員更是直接乾預，要求嚴懲不貸。雷霆手段隨即開展，涉案人員一律公審槍斃，涉案場所一律充公，整改。
可怒火過後，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擺在了麵前：物資，總要有人來出。是繼續懇請霍先生拚上一切，還是啟用那條更穩妥的渠道？
霍先生是港島富商，卻遠冇有外界想象的那般殷實。他一共隻有四條船……簡單來說，西方想要毀掉他，輕而易舉。這條線太脆弱了，他是拿身家性命在搏。這一位，擔得起“偉大”二字。
而林譯那條線，則完全不同。量大、穩定，而且——林譯不要錢。取捨，由此而生。哪一邊是底線，哪一邊可以托付？
更深的癥結，在高層內部引發了討論。教員在內部會議上罕見地發了火：華夏是華夏，毛熊是毛熊，他們那一套，不能照搬。如今出的問題，恰恰說明瞭這一點。
明明是高麗的事，他們就指望著華夏和毛熊；明明是安南自己的事，他們也跑來要我們支援。
出於團結、建交、明確立場，這些都冇有問題。可走到現在，味道已經有些不對了！依賴強鄰，漸漸變成了理所當然，甚至隱隱有了躺平耍賴、無底線要挾的跡象。
彷彿在說：你必須幫，否則，我們就什麼都不乾了。
一九五一年六月，教員的態度明確了下來：出兵，是不可能的。其他援助可以有，但要靠我們替你們實現目標，這條路，走不通。
教員將底線劃得清清楚楚：自建黨以來，即便冇有共產國際的絲毫援助，我們依舊澎湃發展，從未依附於人。要建成真正的蘇維埃，既要有犧牲精神，也必須有群眾基礎。缺了這兩樣，便是無根之木，註定長不大。
這一切，都在告訴林譯——如今時機尚不成熟，繼續蟄伏，或許纔是最好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