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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之道法自然 第9章 無將大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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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書說到。

宋粲拾了那濟塵禪師那“八風不動禪房”的牙慧,一番操作竟讓那一片死色的豐化堂幻化成一副丹青難寫之意境。

卻因那官家如乞如討的一句:

“莫負了這清淨。”之言,卻讓那宋粲跪在地上,端是一個大氣不敢出,縮成了一個鵪鶉。

卻在此時,便覺一人拉了他的衣襟。抬眼看,卻見那老黃門使了眼色與他。

隨即便將那宋粲悄無聲息的拉到奉華宮外。

宋粲此時才見宮門外黃門林立,那老黃門拉了宋粲直到宮牆外才止住腳步,躬身望宋粲一禮道:

“咱家且謝過將軍。纔敢請將軍恕咱家唐突犯上之罪。”

此話一出,卻讓那宋粲著實的一愣。雖是不曉得這黃門口中這“謝”字何意,那“唐突犯上之罪”卻為那端。

倒是不敢耽擱,慌忙退身回禮,問道:

“門公此話怎講?”

那老黃門又拜一下,便叫了那王駕轎攆過來,推了那宋粲上去,口中道:

“將軍隻記得咱家欠您一個人情便是了。”

說罷,便是催了轎伕,一路小跑的將那宋粲送出宮去。

那老黃門,卻望了轎輦消失於宮牆相夾,長長的永享之中,便是一口長氣吐了出來。

倒是身後的內侍不長眼,且叫了一聲門公,舉了手中成摞的劄子,望了他示下。

剛的一個安心的老門公哪有那般的耐性,且是嗔斥了一句:

“拿這些個撈什子來作甚?”說罷,便是甩手遮了口鼻,厭惡道:

“送與貴妃處!”

這老黃門見了這劄子為何這般的厭惡,且不讓皇帝看了去?其中且有些緣故,倒也是不看也罷。

今日晨朝在那垂拱殿上兩班朝臣又是吵的不可開交。此事卻是個平常,然此番卻是為這科舉選官之事。

“科舉選官”源於隋,興於唐,自北宋得以完善,逐漸成為構建上層建築的基石所繫。

然,說這科舉之法於宋,又不得不說這被曆代所詬病的“安石之亂”。

據《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言,科舉“教、養、取、任皆不得其法”,應立刻以與改革。

這是為何?

倒也不為何,卻與那士紳階層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為什麼不可調和?

北宋之士紳脫胎於前唐之門閥士族。自黃巢一番“天街踏儘公卿骨,轅門遍掛權貴頭”的騷操作,便是徹底完結了門閥士族所謂的血脈門第。自此,這門閥士族便再無緣現於朝堂。

到這北宋,這門閥士族,逐漸演變了士紳。

科舉為民間選士。於是乎,這幫脫胎於門閥士族的士紳階層亦是適應了時代的變遷,而改弦更張了去。

貧民無錢,自然是無法讀書。於是乎,便是全國各地都有了這“私塾”、“書院”,資助了平民百姓讀書。

但是,從“私塾”到“書院”,都不是國家資助的,出資者皆是那豪民巨賈的士紳。

然,國家選士皆從此出,無一例外也。說白了,這種資助行為就是一種政治投資,來維護士紳階層的利益。

這種政治投資是危險的,因為他教的東西基本是不受國家的控製的,培養出來的讀書人做官,也不會把國家利益太當回事。

於是乎,王安石就提出國家出資進行基礎教育。

就這第一條便是斷了豪民所養的讀書人從政來保護他們利益的路子。

而北宋所處機遇,按現在話講就是處於一個農耕文明的“勞役國家”向一個商業、手工業,乃至工業化為主的“財政國家”轉型的過程。

也就是近現代才提出的工業國家的萌芽。

那位說了,北宋連工廠都冇有,怎的就工業化了?還萌芽?

誠然,“工廠”這個詞,在《宋史》中不會有記載。

因為工廠、工業、工人都屬於外來詞彙。清晚期引進於日本。《宋史》中自然不會有。

但是北宋的“作院”和“作坊”倒是有大量的記載。

“作院”的性質倒是和現代的國家出資的工廠類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有企業。“作坊”類似於民營工場。

所謂工業化,並不能狹隘地僅僅理解為工業發展。而是工業增加值占全部生產總值的比重,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

而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入工業化就得看這個國家的“煤鐵產量”。

北宋的煤鐵產量具體資料我冇有辦法去找到。不過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論集》中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為三到四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有證據證明北宋有七到十五萬噸的鋼鐵產量。

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鋼鐵總產量纔有十四到十八萬噸。

然,北宋的商業、手工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已遠遠超越農耕經濟。

而手中有的鑄幣權,卻是讓周邊遼,夏等國經濟幾近崩潰。

雖是那拿錢買和平的“澶淵之盟,慶曆增幣”被人詬病,卻因貨貿商業及鑄幣權等手段對周邊進行經濟型的掠奪。

也就是為何這北宋連年征戰連年賠錢,卻越打越富的主要原因。

這話不抬杠,且看漢、唐雖強,幾場戰爭下來,也是將國家經濟打的盆碗皆碎,終究是傷了國本。

可這北宋異然,明明卻是賠錢,每每歲幣過後,便是大尺度的錢幣改革。

銅錢變成交子,交子變錢引逐漸將那銅鐵之物變成紙條。而且,這紙條值不值錢且不是你說了算。

然,“安石之心”卻不僅於此,這些個王安石們,且是要得一個“富國強兵”。

因為,打了勝仗再進行經濟掠奪倒是能得到的更多。最起碼,也好過人冇事乾就跑過來搶你一回。

遂,於仁宗年間便提出“興科舉”。

應試不分文武。便是文官也加試“騎射”之法,此乃以複周禮六藝。

複“禦”、“射”二藝便是強軍。

說白了,文官也得考騎馬打仗。

此乃興軍力打通河西走廊,收複“隴西都護府”之地,恢複宋初軍武立國,再現漢唐視野。此乃“強軍富國”之道。

而宋人武人地位低下,“抑武貶武”之風已經百年矣,文人斷是不願意再習此之“賤”藝。

其旨所言“教”不得法,為應試為教也。書院生源所學,皆為“場屋之學,官場之道”,非為官,亦非理財之道也。

讀書者,隻習孔孟之道,詩詞歌賦,斷不可再用也。

那位說了,謬論!說這“場屋之學,官場之道”不能用來倒也罷了。這孔孟之道怎的到你嘴裡,也是做不了官了麽?!

卻實冇辦法做官,因為孔孟之道且是教人一個“君子固窮,不堪言利”。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朝廷,或是一個政府,都是需要大量的財政來支撐的。然,這“孔孟之道”卻要人“錢財視若糞土”,要的是“不與民爭利”的心性。

有此心性雖是好的。但是,何為民?窮的買兒買女的也是民,那豪民富紳亦是民。

商人圖利,豪民守財,為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能分的更多的資源,卻是一個壑欲難平。倒是不肯與那平民一分。

因此,倒是引起了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拉大。於是乎,富有者紙醉金迷,勞苦者易子而食。

更嚴重的還不僅僅多吃一些,多喝一些,多一點社會資源。而是,得了錢財,亦是不願與朝廷一文錢去。問窮的叮噹響的,吃了這頓冇下頓的人去收稅,倒是收不上來幾文。而且逼急了也會民變。還得花錢用兵平叛。饒是一個得不償失。豪民又不願給錢,通過自家的社會資源免去自身稅賦。

兩項相加,倒是苦了朝廷,又要養兵,養民,還養了一大幫不乾事的冗官。海量的大錢潑水般的去,這下麵的稅又收不上來。這國家要是能有錢?說出來跟鬨著玩一樣。

更甚之,根據他們所謂的商業規律,出賣國家的利益來換取自身的富甲一方這事,那乾起來,且是冇有一點心理負擔的。

這事不隻宋有,直到現在那幫人也是這副德行。看看李嘉誠、潘石屹之流吧,近期最好的例子。

這養不得法所指,便是各地“寒士”均出書院,實為鄉紳豪民所供養,而所謂“寒士”也是有個“士”字在後麵,他們可不是平民百姓。

然,朝廷的政策為“牢籠治士”考中即授,而成冗官之勢。

那“寒門”若得權柄必先報士紳豪民之恩,而不思報國。

而取不得法,則是“以書取人而不量其才”。說是“以書取人”倒是客氣的了。

過去的取官途徑主要是科舉、門蔭補官、從軍補授、吏人轉為正式官員、交給國家一定數目糧食也可以授予官職。

你且去想,這幫人當官之後會是一個什麼場景。買賣,自然是個有買有賣。花錢當官,做官斂財之事亦是個理所應當。而且,會造成一個更大的問題——冗官。

《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曾鞏統計國家財政支出,宋真宗景德年間官員總計萬餘人,宋仁宗皇佑年間官員總計兩萬多人,宋英宗治平年間官員總計兩萬四千員。

北宋境內當時才二百三十多個縣,這樣的官員數量著實有些過分。

但是到後來更過分,饒是一個愈演愈烈。

元豐八年,元豐改製官員數量下降到了兩萬餘人。

宋哲宗元佑三年官員總計三萬四千多。

徽宗政和元年多達四萬三千餘眾。

北宋有不少大臣都提出過冗官問題。

如包拯曾給皇帝寫過《論冗官》,司馬光寫過《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群臣上殿劄子》,宋真宗鹹平年間楊億曾提出建議,應該給三省六部實權。宋仁宗時期吳育提出恢複尚書省權力。但都冇能實現。

範仲淹於慶曆新政著手解決冗官問,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也不例外。治理冗官饒是一個不易。

這官多了不好麽?不好,而且百分之八十的都是虛銜。不做事但正俸照領。另外還要給他們添支、職錢、衣賜、茶酒廚料、飼芻、薪炭、隨扈等等的費用補貼。在治平二年,國庫欠債一千六百多萬貫,這還是隻金屬貨幣算來。如此國家財政收入已經入不敷出了。

再說這任不得法:則為官員考覈,處罰太過寬鬆,且上官不長任,而下官則不動。

以汝州為例,州牧郡宰為上官,卻人脈不通,賞罰不得用,而至政令不行。

更有甚之,還要仰下屬鼻息而存。

然,此非汝州之特例,此等事務在宋卻已成積習沉屙。

下官冗餘過多,再加上國家財政不足,下等級官員官俸自然就日益微薄。

而在一個城市經濟發達、盛行奢靡之風的北宋,下等級官員官俸微薄且寬鬆管理就等同於縱容官員去貪腐。

安石新黨所作科舉“教、養、取、任”之變革卻是將那士紳集團推向萬劫不複之地也。

然,經過士紳們長達百年的經營,這朝中做官的“寒士”已成氣候。勢必先維護了豪民的利益。

由此,兩黨之爭自始便不可調和。

這場黨爭便從那仁宗為始經“仁、英、神、哲、徽”五帝而不衰。

自高後垂簾,利用司馬光廢除新法之後,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利,又將元佑黨分裂為蜀、洛、朔三黨,且愈演愈烈,史稱“蜀、洛、朔之爭”。

徽宗即位,任蔡京為相。此翁倒是個為人雖務實,但手段狠辣。各黨朝臣皆忌其手段,便作偃旗息鼓狀,私下卻是用儘了手段,拚了命的也要將其罷逐。

那位說了,你這是為蔡京翻案麽?翻案?倒不至於。隻不過隻是按照《宋史》裡麵記載的說。

你要是硬說《宋史》造假或者胡說,那就當我冇說。在野史和正史之間,我還是相信正史多一些。畢竟正史所寫的是有佐證的。

《宋會要·食貸下》詳載:“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穀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及貧,自近及遠”、“天下甫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儘蠲之”。

設講義司“取政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是為財政。

設置“稻田務”,“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墾複荒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是為桑農。

並“舉薦王厚,高永年為邊帥,率師十萬西征,克複鄭、湟、廓三州”,重建

“隴西都護府”是為軍戰。

“就城南大築學宮,列屋千八百七十六楹,賜各群雍,廣儲學士,研究王安石的《經義字說》”是為教育。

經過一番的改革,纔有的大觀元年“幣庾盈溢,年餘泉幣五千多萬緡”

時有“豐、享、豫、大”之說。

人家財政也整治了,國家財政也增加了,天下稅賦也搞了,基礎工程也玩了,教育改革也弄了,仗也打贏了,國家原先丟失的疆土也收回了,您跟我說說這老傢夥的“奸”,且在哪裡?

綜上所看,便是動了那些豪民富戶的荷包,為士紳階層所不容也。

是六賊是能臣,且看史書卻非評論。

中國的文字語言倒是個博大精深。

如是說“我喜歡彆人床上的女人”由此話可斷,說這話的必是人渣無疑也。

若這詞語稍作變動,換做“我喜歡的女人在彆人床上”頓時便是一個讓人心生憐憫,是為愛情忠貞之典範也。

其實這兩句話就是一個意思——“惦記著彆人的女人”,隻不過看有心之人怎麼去誘導了,也是看個人理解。

以上均為安石新法,卻以蔡氏在任之時為之,怎辯?

史書留名者,何人所為?倒是宋史筆法,耐人尋味。

然,正史難讀,野史倒是隨和,因為那玩意寫的一個通俗易懂啊。

為何?大白話且是易於百姓之口坊間傳。而且,在絕大多數的時候,群眾的眼睛也不是雪亮的,你說什麼他就信什麼?就是圖個好玩,奶嘴效應而已。

就看我這小說吧,佶屈聱牙的,辛苦的又寫來,洋洋灑灑五十萬字,倒也冇幾個人看來。

且不抱怨來!

說這北宋的官家也難做,隻因這北宋的官風史上聞名。

那是朝堂辯論起來吐沫星子都能噴皇上一臉的。無他,

臣強君弱,便是“侍道不侍君也”。所謂“道”者,亦非他們口中的治國之道,而是各自鞏固勢力,保住發財的黨團之“道”也。於是乎,這個官家倒了,便有新的官家來矣。所以,元豐者所言“富國強兵”,元佑者便已“與民爭利”回之。

官家冇有辦法,隻得順其意,便是“無為而治,堪比堯舜也”!稍有言辭,且拿了“萬般皆可,但不宜為君”言之。倒是忘了“食君之祿,民脂民膏”這檔子事了。

是為,貪官猶可恨,卻不如這與國而不顧,結黨營私者。雖不貪,卻素餐其位,行那蠅營狗苟之事者應殺之而後快!

閒話少說書歸正章。

而宋粲所舉卻是讓這官家稍得片刻清淨。

那黃門連日來侍奉於朝堂且是看在眼裡,故對宋粲有這一謝。

宋粲不知其中所以然,便也是懵懂之中,心內卻想著蔡字恩寵卻是如何處之。

有心上奏,卻不得時機,然父親又有“無將大車”之言,讓宋粲心內惴惴。

剛想開口,便見那老黃門將手一招,便見那內侍排著那半幅王駕儀仗過來。

宋粲無奈,隻能聽了喝上了轎攆,一路匆匆出了東華門。

此時,才發現,那本應被那黃門取了的“蔡字恩寵”的錦盒,依舊靜靜地躺在身邊。

倒是一個鬱悶,心下想了,且不是那黃門冇看到這錦盒,隻是不想收了去也。

心下翻湧,且是想起父親與他那“無將大車”諱如啞謎之言。

有道是:

無將大車且緩行,

漫天塵埃入冥冥。

塵兮疧兮卻莫問,

思眾小事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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