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是王錫爵擔任首輔以來，朱載坖首次召見內閣輔臣，對於這些輔臣們來說還是極為重要的，同時這些輔臣們也是很清楚朱載坖的意思的，王錫爵的內閣輔臣班子，必須向朱載坖彙報他們的設想等事情。
和之前申時行擔任首輔的時候以穩為主，保障軍需的主基調不同，朱載坖對於王錫爵內閣的要求是很簡單的，就是要大規模的推動改革，整頓吏治，發展經濟，在申時行擔任首輔末期，朝廷財政有了重大盈餘，所以在時任首輔申時行的支援之下，朱載坖批準了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現在這些計劃也已經到了實施的階段，應該這麼修建這些基礎設施，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所以朱載坖和太子召見了王錫爵和所有的內閣成員，是要麵陳機要，王錫爵率領內閣輔臣們向朱載坖行禮之後，朱載坖問道：“卿等司職內閣，為君輔弼，元輔可有成算？”
王錫爵趕緊起身說道：“陛下，臣以為行政之要，在乎吏治，必先整飭吏治，而後政令可行也。”
王錫爵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整飭吏治，因為從朱載坖即位以來，大力推動改革，主要是在財政和軍事方麵進行，在吏治方麵，主要就是為了加強朝廷對於地方的控製，實施了析分州縣和增加基層官吏的工作，這些都使得大明的官僚數量急劇膨脹，這就必然導致官員素質良莠不齊。
除此之外，王錫爵也指出了之前朝廷在用人上的一係列問題，之前的考成法片麵強調賦稅在考成中的作用，一些官員科斂百姓的行為依舊是存在的，而且在改革初期，由於人纔不足，朝廷對於一些有瑕疵的人也加以使用，這也導致了吏治的敗壞，一些地方官員認為隻要能夠完成朝廷的考成，即便是貪墨一些也並不是什麼大錯。
在加上之前的京察大計多以政務處分為主，對於這些官吏們的震懾不足，所以吏治出現了敗壞的情況，而朝廷現在又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麼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對於這些貪官汙吏來說就是上下其手的好機會，如果不能先整飭吏治，朝廷大規模投入的這些銀錢，恐怕到時候隻能夠得到一些豆腐渣工程。
所以王錫爵的看法就是必須以整飭吏治作為現在朝廷的主要任務，大規模的整飭吏治，使得朝廷的這些投入能夠換來合格的工程，同時藉此減少國內矛盾。
王錫爵將整飭吏治作為自己任內的核心問題，這得到了朱載坖的認同，之前大明朝廷的重心一直在經濟和軍事上，對於吏治問題的關注是不夠的，所以王錫爵認為現在是到了朝廷整飭吏治的時候了，而且王錫爵對於吏治的態度就是必須要重典懲治，之前的京察大計為什麼效果不好，主要就是因為吏部處分無非就是政務處分，對於這些官員們來說確實是威懾力不大。
所以王錫爵將處分權移交給了都察院，動用刑律嚴厲懲治這些貪官汙吏，節約朝廷的錢糧，除此之外，王錫爵認為整飭吏治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就是為了杜絕黨爭，這也是王錫爵最擔心的事情。
王錫爵對朱載坖和太子說道：“陛下，殿下，臣以為能亡國者，黨爭也。此前宋之鑒也，而所謂朋黨，無非兩種，第一門生座主之黨，天子而欲收貢士為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由替也。第二則是地域之黨，鄉曲黨羽，結成一體，似當世無意於斯人，而彼之苫塊之後，或深藏之。似斯人無意於當世，而校之蒲園之中，說者謂座主複推座主，門生複及門生，誠為確論。”
之前朱載坖所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因為講學所成立的各種黨派，打擊的主要是嘉靖以來所興起的講學結黨之風，所以朱載坖將所有的學校收歸官辦，同時嚴厲打擊私自講學，防範朋黨的興起，但是王錫爵指出，除了由講學而聚集起來的朋黨之外，還有因為科舉而產生的朋黨和地域結黨，這些都是需要嚴格加以防範的。
地域結黨這事在大明已經是極為常見了，在本朝士大夫集團的政治鬥爭中，士人的省籍逐漸被提升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正德時期，把持朝政的劉瑾、焦芳因惡浙江餘姚人謝遷，遂頒令“餘姚人毋授京官”。
焦芳因為彭華也厭惡江西人，甚至說過：“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為令。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
在之前的大明政壇中，這種以籍貫結黨的情況是極為普遍的，隨著時人省域意識的不斷強化，以省為認同單位的地域性政治派彆不斷湧現。以劉瑾、焦芳為例，省籍已經成為區分敵我的一個重要指標。除裁減江西鄉試額外，劉瑾等“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為芳增河南額至九十五名，以優其鄉士”，將同省士人視為休慼與共的利益共同體。
而在科道興盛，文教發達的南直、浙江，這種情況就更是普遍了，以南直為例：“嘉靖末，吾直隸華亭徐公階以少師，常熟嚴公訥、興化李公春芳俱以太子太保，同在閣，凡三人。隆慶年，南直隸吳縣申公時行以少師，歙縣許公國公以少保在內閣，而吾州王公錫爵又以宮保繼之，三公皆在大江以南，則尤盛也。申、王同郡，又盛也。”
這種以籍貫區分敵我的形象，在大明政壇上已經非常常見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南直、浙江、江西這三個科舉強省當中，由於他們在朝廷中鄉黨甚多，所以他們才能夠組成鄉黨，在朝廷上縱橫捭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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