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夏末，河西岸的風裹挾著麥秸稈焦糊的氣息，沉重地拂過小姬莊低矮的土坯房簷。
村頭那棵虯枝盤結的老槐樹，葉子黃了大半，打著旋兒飄落下來，在曬穀場上鋪了厚厚一層，又被社員們腳上沾滿泥漿的布鞋反覆碾踏，最終化作齏粉，融進這片貧瘠的土地裡。
空氣裡還浮動著特殊運動留下的硝煙味，刺鼻而乾燥，但若深深吸一口氣，又能嗅到一絲微弱的、異樣的生機——
公社斑駁的公告欄上，“抓革命促生產”的紅漆大字依舊觸目驚心，可就在那硃紅的下方，一張張寫滿工分與糧食斤兩的秋收預分表，如同新生的苔蘚，悄然貼了出來。
學校那被風雨剝蝕的土牆，“以學為主”的新標語，正努力覆蓋著去年“砸爛舊教育”口號殘留的猙獰墨跡。
姬永海揹著洗得發白、邊緣已經綻出線頭的帆布書包，沉默地穿過曬穀場。
記工員老田正蹲在冰冷的石碾子上，嘴裡唸唸有詞，鉛筆頭在一張被油汙和汗漬浸潤得發黑的紙上艱難地滑動：
“姬忠年他爹，昨兒割稻子，十分工；
龐四十娘，餵豬八分工……”
姬永海放慢了腳步。
這記分冊上一個個或清晰或模糊的數字，竟像一根根倔強釘進河灘淤泥裡的木樁，顯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讓人心頭微顫的“穩當”。
他下意識地摸了摸書包裡那幾本磨得捲了毛邊的課本。
封麵上“小學五年級”的字樣幾乎被手指摩挲得難以辨認。
這書，比起前兩年上課時老師手裡揮舞的、散發著油墨味的報紙，已經是天大的稀罕物，是照亮河西貧瘠精神荒原的一縷微光。
學校的土教室是真正的“土”教室。
黃泥糊的牆壁坑坑窪窪，屋頂的茅草年久失修，每逢雨季，教室裡便叮叮咚咚，奏起漏水的交響。
但這學期，那麵煙燻火燎的土牆上，竟破天荒地釘上了一張課程表：
上午語文、數學，下午農業基礎、革命歌曲。
隻是課桌依舊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土坯台子，學生們自帶的高矮不齊、吱呀作響的板凳，更是讓這教室像個雜貨鋪子。
上課鈴那破鑼般的嗓子一響，底下便常有按捺不住的學生扯著喉嚨起鬨：
“老師！開卷考試嘛，不如放我們回家自己琢磨！”
更有膽大妄為的，真敢一把抓起講台上的粉筆盒，往地上狠狠一摔，梗著脖子喊“師生是同一戰壕裡的戰友，關係平等”，硬是把老師堵在教室門外。
每當此時，教室裡便瞬間開了鍋。
三五成群的孩子聚成一堆。
有人拿著課本念得字錯音，不成句；
有人一把搶過彆人的作業本胡亂塗抹；
鉛筆頭在紙上劃拉出歪歪扭扭、不知所雲的線條，倒也喧囂出一種病態的熱鬨。
姬永海是班長。這頂小小的“烏紗帽”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總是在這片混亂達到**時，像棵被狂風吹彎又倔強彈起的蘆葦，慢慢地站起來。
他的聲音不高，甚至有些乾澀，卻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韌勁：
“都彆鬨了！老師教的總比自家瞎琢磨強！”
底下立刻有嗤笑聲響起：
“死腦筋！”
但他隻是梗著脖子，清瘦的臉頰繃得緊緊的，目光像釘子一樣掃過那幾個最鬨騰的角落。
那無聲的壓力竟比喊叫更有力，喧囂竟也一點點地平息下去。
他知道，這年月讀書，如同在河西這片貧瘠的鹽堿地裡栽秧，徒勞得近乎荒唐。
可秧苗再羸弱，總得有人彎下腰，用凍得通紅的手，一株一株，顫巍巍地扶起來。
教室的四個角落，彷彿被無形的時光之手，釘上了四個截然不同的刻度。
姬永海坐在最前排，脊梁挺得筆直，課本的空白處密密麻麻爬滿了他的批註，字跡清瘦有力，如同他這個人。
隔著三排，田慧法正埋頭於課本的封麵，鉛筆尖飛快地遊走，勾勒出一條活靈活現的魚——
正是昨天在村後那條渾濁小河溝裡摸到的那條，尾巴翹得老高，彷彿要掙脫紙麵，躍入想象的清流。
最後一排靠窗那個本該屬於五年級學生的位置，卻被姬忠年大大咧咧地占據著。
他比姬永海還大上兩歲，卻不知用了什麼法子，竟混進了初中教室。
此刻，他正將臉深深埋進臂彎，睡得昏天黑地，涎水在嶄新的“初中一年級”課本上洇開一個深色的、不規則的圓斑，像一枚恥辱的印章。
而隔壁三年級的教室裡，氣氛卻壓抑得讓人窒息。
龐四十像座黝黑的小山，侷促地縮在比他矮一頭的同學中間。
老師手中的教鞭帶著風聲，“啪”地一聲敲在他麵前的土坯課桌上，震起一片細微的灰塵。
“龐四十！這道算術題！上週就教過，掰開揉碎地講！怎麼還不會？！”
老師的質問像鞭子抽打下來。
龐四十猛地縮起脖子，黝黑粗糙的臉上汗水蜿蜒而下，額頭那幾道與他年齡極不相稱的、刀刻般的抬頭紋更深了。
這已經是他留級的第三個年頭。
一年級耗了兩年，二年級又耗了兩年，
如今在三年級，班裡最小的孩子才九歲，奶聲奶氣地喊他“四十哥”，最大的也不過比他小兩歲，卻敢仗著個子小、人機靈，公然搶他手裡那半個摻了麩皮的窩頭。
他也從不惱，隻是咧開嘴，露出兩顆豁了口的門牙，嘿嘿地傻笑，彷彿那窩頭本就不是他的。
這四個從穿開襠褲起就在泥地裡打滾、在蘆葦蕩裡瘋跑的夥伴，如今像被一陣無情的狂風捲起的蒲公英種子，各自飄零，散落在不同年級的荒蕪角落裡。
命運的篩子，已開始無聲地篩分著他們腳下的塵土。
姬忠年能堂而皇之地坐在初中教室裡，全仗著他爹是個老黨員。
那年春天，上頭“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風聲剛吹到村頭，這個普通的老黨員就揣著兩個平日裡自己都捨不得吃的、白得晃眼的白麪饅頭，踏進了校長那間同樣家徒四壁的辦公室。
“我家忠年嘛，”這老黨員噴著劣質菸草的煙霧，眯縫著眼，“遲早是要回隊裡掙工分、頂門立戶的。
這學，多讀兩年少讀兩年，橫豎都是個混。
不如讓他早點混個初中文憑，麵子上也光鮮些不是？”
校長望著眼前這個連自己名字“姬忠年”三個字都寫得歪七扭八、缺筆少畫的少年，再看看那兩個散發著麥香的饅頭，喉嚨裡艱難地滾動了一下，最終隻是沉沉地歎了口氣，點了點頭。
那歎息聲裡，裹著河西教育無聲的潰敗。
姬忠年對初中課堂裡的一切都提不起半分興趣。
老師唾沫橫飛地講“農業基礎”，說什麼選種、深耕、合理施肥，他在底下把嘴撇得像破瓢：“淨整這些冇用的！
不如我爹實在，撒把種子，老天爺開眼，等著收就得了！”
老師滿懷激情地講述“革命曆史”，他乾脆就數著從屋頂茅草縫隙裡漏下來的光斑，一個，兩個……數著數著，眼皮就沉重地粘在一起，口水濡濕了嶄新的課本。
他唯一上心的是每天放學必經之路——大隊部山牆上的工分公示板。
他總要湊過去，踮著腳，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裡費力地搜尋自己的。
“姬忠年，割草，三分”，“姬忠年，喂牛，三分”——
這幾個工整的墨字，像帶著魔力，瞬間就能點亮他渾濁的眼睛。
這實實在在的“三分”，比課本上任何一行印刷體的真理都讓他覺得踏實、溫暖，那是能換回實實在在饅頭的“三分”。
“唸書？唸書有啥用？”
一個悶熱的午後，在渾濁的南三河岸邊，姬忠年一邊狠狠啃著手裡粗糙得硌牙的玉米餅子，一邊斜睨著旁邊看書的姬永海。
餅子的碎屑沾了他一嘴角。
“你看村西頭的刁屠夫，鬥大的字識不了一籮筐，人家用上學嗎？
天天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案板上的肥肉油光鋥亮！
家裡的油罐子，啥時候空過？”
他說這話時，眼睛賊亮，像淬了油的刀子，閃爍著一種原始的、對油腥的貪婪。
“等我長大了，就乾這個！一刀下去，白花花、顫巍巍的肥膘往鍋裡一扔，‘滋啦’一聲，那香味兒……嘖嘖，不比跟這些彎彎繞繞的算術題較勁強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