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漢代青釉博山陶鏡奩，被鑒定為漢代青釉陶穀倉這類的錯誤，周至當然不能容忍，忍不住提出糾正。
這年頭像他這樣的人才的確不太多，懂文玩的英語一般不大利索，英語利索的不大懂文玩，就連“開片”這個詞都翻不出來，最終周至還是覺得用craquele glaze來翻譯相對合適，也得到了大家認可。
雖然這個詞周至依舊不太滿意，畢竟這是個法語詞，表示的是瓷器燒製而成的網狀係列紋，不過中文的開片兒詞性是褒義，而這個craquele glaze卻是中性甚至是貶義，這就和龍和dragon一樣，屬於冇處說理的地方了。
拋開這些，周至這幾天的主業卻是搗糨糊。
《淳化閣貼》是從安思遠這裏流出去的，之前什麽狀態安思遠當然非常清楚，而六手卷之前的擁有方藤田美術館和安宅英一與阪本五郎的關係非常密切，而阪本五郎和安思遠既是同行，也是朋友。
在大量華人暴發戶湧入之前，全世界頂級的古代中國藝術品收藏圈子其實也就這麽大，頂級藝術品的背後，總是離不開這些大佬們的身影，因此周至的水平，安思遠也相當清楚。
直到官司打贏，安思遠捐出了舞鳳天王像以後，才將周至叫到了府上，取出了需要周至完成的真正任務——修複明拓《瘞鶴銘》和宋拓懷素《大草千字文》！
《瘞鶴銘》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座能與蘭亭比肩的高峰，自北宋初年露出水麵以來，聲名極盛。
要說起來，《瘞鶴銘》和周至還有一些關係，因為他師從黃山穀，而黃山穀的書法，據說就是路過鎮江時，見《瘞鶴銘》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神態飛動，讀之令人回味無窮。於是在《瘞鶴銘》石刻下徘徊數日，書法由此而大進的。
因此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其勝乃不可貌”，譽之為“大字之祖”。
《瘞鶴銘》用筆撐挺勁健，圓筆藏鋒，體法從篆隸中變化而來。結體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態大方，飄然欲仙，字如其名，表裏一致，的確堪稱書法傑作。故而其後曆朝以來，學《瘞鶴銘》的書家眾多，除了黃庭堅，傑出的還有米芾、陸遊、八大山人。晚清碑帖學起來後，還有高鳳翰、鄭板橋、何紹基、趙之謙、沈曾植、曾熙、李瑞清、徐悲鴻等，張大千等人。
《瘞鶴銘》原刻為寫於江蘇鎮江焦山西麓的崖壁上的摩崖大字，是一位隱士為一隻死去的鶴所撰的紀念文字。摩崖原刻有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然對書者，曆來眾說紛紜，一直爭論不休。主要有說是東晉王羲之所書，有說南朝道教首領陶弘景所書，還有一說是唐朝王瓚所書。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那道摩崖在北宋末年就被雷擊崩落，而墜江中碎為五塊，平時冇入水中，至水枯時方能見到。
據《焦山誌》載，《瘞鶴銘》銘文原來有一百六十多字，到清康熙五十一年冬，曾任江寧、蘇州知府的陳鵬年募工，曆時三月，起《瘞鶴銘》殘石於江中，清理剔垢得銘文八十六字，其中還有九字損缺。
因為先落水，後出水，因此《瘞鶴銘》的拓本就有了水前本和水後本之分，各版本字數不儘相同，內容也略有差異。
水前本因椎拓不易，傳世已鳳毛麟角而珍稀異常，片紙隻字，視若拱璧。故出水後拓本即便字數增多、摹拓精於水前本，然其版本藝術價值仍不能與水前本同日而語。
而安思遠所收藏的這本，乃是清劉墉舊藏水前拓《瘞鶴銘》九十八字本，因其為明拓，因此本上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特征儲存完好；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相比後來的水後拓本，保留的特征更加完備，關鍵是和其它水前本不同的是，這本碑拓的字數非常多，是所有《瘞鶴銘》拓本中字數最多的，對於研究書法藝術，研究大字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文中“華陽真逸”尚存、“紀”字損半、“也”字完好，後有何焯、毛意香、楊龍石、何紹基、何維樸、羅振玉題記。各位書法家對這個拓本也是不儘讚美，到現在更添了它的身價。
安思遠的碑拓收藏很多都是孤品絕品，明拓《瘞鶴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另一本佼佼者，就是宋拓懷素《大草千字文》全卷本了。
這一個拓本，其價值甚至比《瘞鶴銘》還要更加的重要。
懷素一生精擅大草，創作的作品也以大草較多，青年時期就從鄔彤那裏學到了真正的筆法精髓，從而書法便登堂入室而卓然成家。
此外，他還是一位禪宗的高僧，一生在極度的苦修當中度過，心境的圓融讓他的字能夠在秉持魏晉筆法道統的基礎之上，還能夠率意而為，寫出了自己的狂逸之風。
能夠在極為迅捷的筆速當中，依舊能夠保持“草法”的純粹，這就契合了中國藝術一向秉承的“戴著千斤鐐銬，舞蹈輕捷自如”的風範，孔子所謂“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這也是為什麽後世之人學習大草，往往以懷素為宗的一個原因。
懷素流傳的碑帖裏，著名的如《自敘帖》、《苦筍帖》、《四十二章經》等，皆是高妙入神的大草作品，而這件《大草千字文》在創作自由度與靈性上可能不能與《自敘帖》、《苦筍帖》媲美，但是卻更加珍貴。
因為這件作品乃是懷素生平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存世唯一的一件“宋拓本”，全捲上千個字，洋洋灑灑蔚為大觀，能夠最完整地呈現出懷素書風的全部，乃是真正的頂級寶貝。
這個拓本在明代曾為景瞻收藏，被稱作“群玉堂本”，其後又傳經文征明，文彭，項子京，到了清代又被張照，吳榮光，吳雲，潘仕成，趙烈文沈尹默等人收藏題跋，傳承有序，光蓋章都有六七十枚，頗為壯觀。
而且這個版本乃是宋代的“木拓”，也就是最早是通過雙鉤筆法，雕刻到木板上，然後進行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