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聽說作為臣子的道義，應當為國家而忘記家庭，為君主而忘記自身。士大夫崇尚氣節的風氣，自東漢以後，隻有前朝明朝最為興盛。做官而謀求財富的，朝廷官員都像躲避汙穢一樣避開他，家鄉父老也都引以為恥。至於議論國家大事，抨擊權奸，大臣們往往以辭職相抗爭。禦史諫官早晨剛受廷杖之刑，晚上就寫好新的諫書，聯名繼續上奏。到了魏忠賢禍亂朝政時，從公卿到普通官員，甘願被流放，不惜掉腦袋，遭受錐刺炮烙等酷刑卻毫不後悔的人，接連不斷。
雖然這可以說是出於一時意氣，但也不能說不是發自忠孝的赤誠之心！正因為如此，所以正德、嘉靖以後，雖然朝廷政事混亂，但臣子的節操卻在民間得到磨礪，使得國家得以維繫而不至於迅速敗亡，又延續了一百多年。以上說的是前明時期氣節之盛。臣私下觀察本朝對大臣的禮遇、對官員的優待體恤，遠超前明，但公卿大臣中能夠堅守節操、儘忠報國的卻寥寥無幾。士大夫的風氣與精神麵貌，更是遠遠不及前明。
臣年輕時遊曆各地，每到一處都會詢問地方官員中為民謀利除害的情況。然而冇過多久就發現，那些嚴重禍害百姓的官員，往往已被列入薦舉名單；而深受百姓愛戴的官員，卻多因各種事由遭到罷免。追問其中緣由，得到的回答往往是：這人是個富人；若不是，那就是總督巡撫的親戚故舊；再不然，就是善於投機鑽營、曲意逢迎之徒。那些被罷免的官員，則多是因為某件事得罪了上司。偶爾也有貪官汙吏被彈劾、清官良吏得舉薦的情況，那必定是因為總督巡撫或佈政使、按察使中有賢明之人，但這樣的例子實在屈指可數。
以上說的是地方官員的積弊。至於九卿大臣，本是百官表率、政務樞紐，督撫禦史的奏章交予九卿審議，必定關乎國計民生。猶如敲擊樹乾，百枝皆動，豈能容許絲毫差錯？但據臣所見所聞，但凡交付廷議之事，若是督撫奏請的，眾人就說：這是某部某長官的故交好友所托。或是皇上正在重用此人，不敢反駁。等到議定上奏，果然就說應當批準。若是科道官員奏請的，眾人就說：原議是某人提出的，此事對某某不利。等到議定上奏，果然就說必不可行。科道官員的奏章，部議往往駁回，這種風氣後來愈演愈烈。即便同僚中有堅持正義據理力爭的，各部院也有明知不妥不肯簽署的，但這些決議照樣能上達天聽。
他們舉薦下屬官員，多半出於私心，與地方官員並無二致，隻是因身處京城，眾目睽睽，出於公道的舉薦尚能占半數左右。以上說的是京官的積弊。因此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深知此弊，用刑罰、流放、禁錮等手段懲治奸貪之徒，提拔保全廉潔官員以示鼓勵，並親信那些清廉公正、樸實無華之人。世祖憲皇帝繼承此意，大力整頓官場，日夜操勞，致力於揭露地方官員的欺瞞矇蔽，破除朝廷中的陳規陋習。然而十餘年間，官員們雖稍知畏懼法紀，卻始終未能革除私心，究其根源，在於趨炎附勢的積習太深，而正直忠誠之人太少。
皇上至誠仁厚，諄諄教誨，可謂用心良苦。然而特旨薦舉的重臣大員，仍有任用富人謀取私利的；地方督撫多以申報災荒為難事，而州縣官員又以隱瞞災情作為自保之策。更有甚者，每逢災年，反而加緊催征賦稅，逼迫貧苦百姓，企圖藉此獲得朝廷減免，從中漁利。此風若不改變，即便皇上日夜勤政憂勞，政令教化也難免在暗中敗壞，又如何指望各項政務得以整頓，仁德真正惠及百姓？以上說的是三代聖君整頓官場而積習未改的狀況。
臣恭讀三年來的前後諭旨，對臣所陳述的官場積弊，皇上心中已然明察，並有意加以糾正革除。然而要真正糾正革除這些弊端，必須抓住根本。文武政事若不得其人便難以推行，而知人善任這等明哲之事，連帝堯都感到困難。要使治道振興，必須在朝內確保六部、都察院各部都有兩三位忠誠無私、深諳治國之道的大臣，方能約束僚屬，防範胥吏的奸詐欺瞞。在地方上，每省必須有三四位公正無私、通達事理的總督、巡撫和佈政使、按察使，才能統率道府官員，明察州縣官吏，切實考究民生利弊。
能夠勝任這些職責的，必須是有才乾、有見識、有操守且近乎有德行的人。這樣的人，即使尋找數人、十數人也難以得到，何況要一時之間選拔數十人呢？但若不如此，終究無法振興朝政、實現大治。孟子說：“猶如患了七年的重病，需要尋求存放三年的艾草來醫治。”自古以來的聖明君主，從未向其他朝代借用人才，唯有請皇上用心考察，按類彆尋求，通過長期實踐來磨礪他們，用賞罰分明來勸勉懲戒罷了。以上說的是為政關鍵在於得人，而考察人才的方法有四個方麵。
所謂用心考察的第一點，就是要明辨各部會議討論的是非實情。但凡一項政事的興廢，其利害往往隱伏在多次傳遞之後，所以即便是周公這樣的聖人，也有仰頭苦思、日夜思索而不得要領的時候，何況平庸之輩夾雜私心、揣摩迎合呢？而那些奸猾的文吏，常常能巧言粉飾、顛倒是非，說得頭頭是道，使旁觀者難以分辨。這正是孔子厭惡巧言擾亂正義、憎恨伶牙俐齒顛覆國家的原因。因此唐宋以來，凡是朝廷議事都由宰相決斷，學士參與評議，給事中負責駁正。
自明朝中期以後，奸相專權，禍害天下。聖祖仁皇帝在位時，也曾有權臣招權納賄、家財萬貫者，幸賴聖明剛斷，將其同時罷黜；自此之後，潔身自好者都以遠離權力為安。內閣擬寫票擬雖有兩套方案，卻從未有指出部議錯誤而奏請改議的。古代除禦史外，另設給事中專責駁正宰相決議，甚至可駁及詔書；但南宋以後，這一製度逐漸荒廢，因此朱熹屢屢歎息。據臣所見所聞，聖祖仁皇帝、世祖憲皇帝及我皇上，時常完全擱置廷議而獨斷決策，詔令頒佈後必定大服人心。
因此臣愚見認為，凡是各部會議涉及國家大體與民生利害的議題，不應匆忙批覆，必須反覆審閱，以探究事理真偽、意見公私。若稍有疑慮，就應召見平日聖心素來信任的忠誠無私、通達事理之臣，屏退左右侍從，逐一單獨詢問。綜合比較各方意見後，再由聖心獨斷。這正是虞舜勤於詢問考察以輔助其精一之學的做法，也是孔子讚歎為大智的表現。
臣見皇上對部議的采納十有八九，對九卿兩議大多依從列名眾多的一方，外界對此頗有議論。聖心如天，或許以為主議者眾多必是人心所向，卻不知這其實是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是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而那些怯懦逢迎者明知其非卻不敢辯駁。以上是關於勤察部議會議的論述。
臣又聽說用人之道，最難在於真正瞭解一個人。凡人的智慧見識，必須詢問才能知曉；其才能勇略，必須試用才能顯現；其忠奸真偽，必須長期相處才能辨明。太公望是文王的老師，武王任用他時，仍反覆考察，相互問答達數萬言。管仲是齊國的賢士，鮑叔牙對他深為瞭解，齊桓公任用他時，仍事事谘詢，相互問答達數萬言。武王詢問太公的對話記載於《六韜》，桓公詢問管仲的對話記載於《管子》，各有數萬言。如今天下萬事，皆由六部總攬，最終由五六位侍郎尚書決斷。每日送達六部的文書至少一二百件，若有一事處置不當，奸猾胥吏必會藉機舞弊，實際危害必將波及軍民。
即便這五六位大臣都極為公正賢明，虛心共事，日夜商討，尚且擔心會有失誤。而我皇上在六部侍郎尚書中，真正瞭解其才能見識，深信其忠誠可靠的，能有幾人呢？古代聖王任用人才必先親自考察，必定先費心求賢。臣懇請皇上，除盛夏嚴寒需保養聖體外，其餘時間稍有餘暇，就應召見朝臣。凡是六部、都察院奏報事務，批閱時稍有疑慮，就立即召見詢問，讓他們各自陳述見解。聽其言語，便能分辨明智愚昧；觀其神態，察其精神，則其公正偏私，大致可見。
即便有人能言善辯偽裝剛直，或奸邪諂媚卻故作恭謹，以我皇上的至誠至明，長期接觸後，其本性必會在細微處顯露而無法掩飾。其餘京堂科道官員中，若奏章屢合事理，或翰林奏對深得聖心者，也應謹慎選拔，讓他們輪班值守。遇有疑難事務，隨時召見詢問，以考察其誌向品行，衡量其才能高低。至於那些已獲皇上深信的重臣，更應時常召見，與之討論天下大事，以深入瞭解其見識深淺。以上是關於勤察部院堂官的論述。若官員果真忠誠無私且通達事理，便能協助皇上考察百官而得其實情。以上皆需皇上用心體察。
所謂按照類彆來選拔人才。天下隻有君子與小人，他們的性情、心術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小人所喜歡的必定是阿諛奉承、諂媚討好之人，這種人雖有才智，但對國家的危害更深。樸實正直、清廉謹慎之人，雖才智不足，尚能奉公守法，儘心效力。所以周公在《立政》篇中再三強調的，就是不要任用巧言令色之人，而要選拔賢良之士，以勤勉輔佐國家。所謂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阿諛諂媚卻富有才智之輩；所謂勤勉輔佐之士，就是樸實正直之人，雖才智不足但能勤勉自勵，仍可對政務有所裨益。
自古以來隻有君子誤信小人的情況，絕無小人能舉薦君子的道理。因此求取賢才的方法，必須以其同類相招。現行保舉舊例，往往臨時按品級資格，讓官員各舉薦一二人。此法本無過錯，但被舉薦者多難取信。我皇上對朝中九卿、地方督撫中深信其忠誠無私者，想必各有數人。懇請皇上特頒密旨，命他們儘舉所知人才並區分其才能所長，而後考察驗證，依次任用。此法比起按資格泛泛舉薦，必能得其真才，而那些聽請托、謀私利的積弊，不待禁止自然消除。以上是關於依類求才的論述。
所謂通過長期切實磨礪來培養人才，自漢唐以後，雖仍沿用六部官職之名，但實際職責已與周朝官製大不相同。就當今政令應當遵循的原則而言：吏部的職責不僅在於按名冊點名、依例升降官員，更在於使請托之人聞風止步，使玩弄法令者縱有百變也難以欺瞞。戶部的職責不僅在於謹慎掌管鑰匙、覈算收支，更在於通曉萬物生財之道，洞察民生消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製，但遇特殊典禮時，必須斟酌古今，製定可為後世效法的規範，且要保持恭敬清廉、正直無私的官風。兵部的實際職責在於遏製將校驕橫之氣，安撫軍民，消弭隱患於未然，實現決勝千裡之外。這段論述立意過高，多與實際政務不相契合。
如今的兵部與將領並無直接接觸，如何能遏製其驕橫之氣？刑部的實際職責在於權衡案情輕重以維護風化教化，辨明各地冤假錯案以震懾瀆職官員。工部的實際職責在於通曉天下山川形勢以明水利工程之法，覈查水土民力差異以定工程規製標準。至於都察院的設立，本為整肅朝廷綱紀，警誡百官操守，彈劾內外文武官員的不法行為。然而自副都禦史郭琇彈劾權臣明珠名震中外後，五十年來再未聞有禦史敢於力陳國家大事、指斥高官失職，不過例行公事處理文書而已，如此則此官職幾乎形同虛設了。
懇請皇上在選拔各部院正副長官時，務必謹慎挑選忠誠之士，並輔以明達之才。辨明各人才能所長，分彆委以實際職責，使其日夜督促下屬勤勉任事，並隨時考覈以定升黜。如此則中等才能以上者皆能自我激勵，數年之後公正之風可興，通曉事理之人也將逐漸增多。以上是關於通過長期切實磨礪來培養人才的論述。
所謂通過賞罰分明來勸勉懲戒的道理。一般人的誌向操守，多靠獎勵激勵才能養成。平時主持部務決議的不過是一二品大員中的個彆人，主持朝會議事的不過是九卿中皇上倚重的少數人。那些順從緘默者往往能長久自保，而據理直言者必定遭人忌恨。這種積習相沿成風，導致官員日漸趨附逢迎，但這並非朝中真的冇有正直之士。倘若皇上能時常召見官員，逐一考察驗證，對忠誠者予以信任，對明達者給予褒獎，對懷私者加以罷黜，對庸碌者予以辭退，那麼不出一年半載，朝堂風氣必將煥然一新。
世宗憲皇帝對在大計中被保舉卻貪贓枉法的官員，規定若罪行敗露，保舉的督撫要降級調用，司道官員要革職查辦，條例十分嚴厲，但實際執行並不徹底。唯獨奉特旨單獨舉薦一人者被降調的很多，而督撫司道在常規考覈中卻少有懲處。這大概是因為被舉薦者眾多，難以一一追究，故而姑且從寬處理。正因如此，賄賂請托暗中盛行，舉薦彈劾顛倒黑白，官員們無所顧忌。若能嚴格執行雍正六年定下的條例，執法不徇私情，誰還敢徇私枉法自取其禍？自耗羨歸公製度實行後，事務繁重的州縣官員，養廉銀高達一千數百兩，仍不足以聘請幕僚、辦理公務。在京各衙門官員雖俸祿增加一倍，仍不足以支付租房、雇傭仆人、餵養馬匹、置辦車馬等開銷。
懇請朝廷統籌全國耗羨銀兩及賦稅盈餘，詳細規劃分配，務必使州縣官員足以辦理公務，各部官員足以養家餬口。此後若再有貪贓枉法者，必當嚴懲不貸。對政績卓著者，則適時賞賜金銀絹帛，晉升官爵並使其長期任職。如此則所有官吏皆能生活寬裕，廉潔奉公，誰還肯苟且營私，自取身敗名裂之禍？以上是關於賞罰分明以勸善懲惡的論述。若能切實推行這四項措施，則忠良之臣得以安心任職，奸邪之輩難以施展手段，內外大臣日夜勤勉，以舉賢黜劣為己任，各級官吏皆知奉公守法、廉潔愛民纔是立身之本。
數年之後，朝廷充滿正直之士，官員恪守法度，百姓不生僥倖之心，即使突遇重大困難，也能同心協力共渡難關。更何況推行先王富民的根本之道，實施前代屢試不爽的良政，又何須擔憂有人阻撓破壞、徇私生事擾亂民生？待到百姓衣食豐足，就應逐步建立禮教規範；官場風氣端正後，就應切實推行教化之法；內政穩固之後，便可在邊疆實行屯田衛所，在內地設置軍墾田地，使國力強盛足以抵禦外敵。在沿海要地建立防禦體係，在苗疆地區謹慎推行治理教化，將禍患消除於萌芽狀態。這些都應當循序漸進地實施，但臣不敢貿然建言。因為若積習不改、人才匱乏、官場綱紀不立，則推行新政必難成功，即便成功也難以持久。
臣所陳述的奏議，都是五十年來親耳聽聞、親眼所見，確知實情不得不向聖上稟報的。臣已年老，在世時日無多，若認為臣所言尚有可取之處，懇請保留此折以考察群臣實情，驗證治國方略，不時賜予禦覽。倘若采用臣的建議卻對百姓無益、對國家無利，即便臣死後，仍可褫奪臣的爵位封號，公佈臣的謬誤言論，以示懲戒。臣冒死上奏，懷著無比惶恐與期盼的心情，謹此呈奏。
望溪先生的古文造詣堪稱本朝二百餘年來第一人，學界對此長期冇有異議。他在經學上的精深造詣，八股文寫作的雄渾厚重，也當之無愧為一代大儒。即便乾嘉以來漢學各派百般攻訐，也絲毫未能動搖其地位。隻是他經世致用的學問，立論過於高遠，當時誌同道合的老輩中，除朱文端、楊文定等數人外，大多認為其學說迂闊而不切實際。
這篇奏疏見解極為深刻，所提四條建議都切實可行；而其文風之渾厚莊重，更是本朝奏議中少有的佳作。沅甫一生崇敬望溪先生，曾想上疏請求將望溪先生配祀孔廟，意在奉為治學楷模。當年望溪先生在乾隆初年曾奏請將湯文正公配祀孔廟，未獲批準。後來到道光三年，湯公終得配享孔廟。而望溪先生的品德學問幾乎與湯公不相上下，若得配祀兩廡，應當毫無愧色。沅甫懂得效法先賢，或許也是懷著追慕古人、見賢思齊的誌向吧？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臣資質平庸，學識淺薄，卻蒙受督察風紀的重任。乾隆元年孫文定公進呈此疏時擔任左都禦史一職，故稱風紀重任。臣日夜惶恐不安，隻想竭儘愚鈍之人的淺見，期望能對皇上的高深謀略稍有裨益。數月來捧讀聖諭，深感皇上仁心仁政，懇切周詳。凡是臣民心中所想而不敢明言的，皇上都已體察於心。皇上心懷仁孝誠敬，又兼明察寬厚，哪裡還有可議論之處？然而臣仍要進言，正是因為在這心無不純、政無不善的盛世之中，仍有所憂慮。
因此臣才過分憂慮而預先防範。治亂循環如同陰陽運轉，坤陰極盛時陽氣便生，乾陽極盛時陰氣始萌。當事物發展到鼎盛之時，必然暗藏轉衰的征兆。這種征兆極其細微，常人難以察覺，等到明顯顯現時，就已積重難返。這其中存在三種積習，不可不謹慎戒備。以上總述大意，說明治亂循環相互依存轉化的規律，其征兆極其微妙。
君主德行清明，臣子自然心悅誠服地稱頌；仁政廣施，百姓親身感受而感恩戴德。君主說一句話，滿朝官員都稱頌聖明；頒佈一道政令，天下百姓都齊聲歌頌。臣民本非刻意阿諛奉承，但君主的耳朵卻漸漸習慣了這些頌揚之聲。耳朵習慣了讚譽，聽到批評就會感到刺耳。所以最初會拒絕直言勸諫，接著會對不善言辭的忠臣感到厭煩，久而久之，連那些不刻意逢迎的稱頌也會被疏遠。這就是耳朵習慣了讚譽，就會喜歡阿諛而厭惡直言。君主越是英明，臣子就越顯得愚鈍；君主越是能乾，臣子就越顯得畏縮。他們趨奉諂媚，察言觀色；跪拜叩首，唯命是從。臣子們以為這是儘忠守禮，但君主的眼睛卻漸漸習慣了這些表麵功夫。
眼睛習慣了諂媚之態，看到剛直就會覺得刺眼。所以最初會斥退態度倨傲之人，接著會疏遠嚴肅敬畏之臣，久而久之，連那些不夠圓滑的親近之人也會被疏遠。這就是眼睛習慣了諂媚，就會喜歡柔順而厭惡剛強。君主廣求天下賢士，見多了就覺得不足為奇，於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謹慎處理天下政務，時間久了就覺得冇有難事，於是自負才能輕視事務。詢問他人卻聽不到自己的短處，反省自身卻看不到自己的過失。於是心裡所想，就確信不會逾越規矩；頒佈的政令，就一概要求必須執行。這就是內心習慣了自以為是，就會喜歡順從而厭惡違逆。這三種習慣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一個弊端。什麼弊端？就是喜歡小人而厭惡君子。以上具體指出耳、目、心三種習慣會導致喜歡小人厭惡君子的弊端。
任用君子而疏遠小人，豈止是上古三代明君才懂得的道理？即便是衰世之君，臨朝理政時想要勵精圖治，誰不想任用君子？況且自以為明智的君主，都認為自己的臣子賢能，誰不以為自己所任用的一定是君子而絕非小人。但最終卻往往是小人得勢而君子遭貶，原因無他，就在於重才輕德。德行是君子獨有的品質，才能卻是小人與君子共有的，而且小人往往更勝一籌。在言語應對上，君子木訥而小人巧言諂媚，這就迎合了君主聽慣阿諛的耳朵；在周旋應對上，君子笨拙而小人圓滑機敏，這就迎合了君主看慣諂媚的眼睛。
即便考覈政績時，君子堅持原則而不屑誇耀功勞，小人卻善於逢迎又精於表現勤勉，這又迎合了君主自以為是的心理。小人憑藉這些長處投其所好，君主沉溺於習慣卻渾然不覺。仔細聽來，小人的讒言順耳；認真看去，小人的媚態悅目；多次試用，小人的才能又合乎心意。於是小人不用刻意結黨自然聚攏，君子不必遭受排擠自然疏遠。等到小人得勢而君子遭貶，其禍患豈能說得儘？究其根源，都是這三種積習矇蔽了君主。治亂的關鍵，古今如出一轍，考察曆史便可知曉。以上說明小人得勢君子遭貶的原因，都是由於三種積習在不知不覺中引導所致。
皇上聖明睿智，明察秋毫，任用德高望重的賢臣，使人才得以晉升，豈止是冇有這種弊端，甚至連這種積習都不曾有過。但臣正是要在積習未成之時進言，倘若積習已然形成，就會有人知道卻不敢說，或者說了也無人聽取。如今要預先消除三種積習，永遠杜絕這一弊端，關鍵不在於外在表現，而在於內心修養。所以臣希望談談皇上的心性修養。俗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是淺顯的道理。聖賢難道就冇有過失嗎？隻有聖賢才能認識自己的過失，隻有聖賢才能改正自己的過失。孔子說：“五十歲學習《易經》，可以避免大的過失。”連大過都可能存在，小過就更不用說了。
聖人居於下位時，過失隻影響自身；聖人居於上位時，過失就會影響整個時代。《尚書》說“百姓有過錯，責任都在我一人身上”，就是這個道理。周文王的百姓冇有捱餓受凍的，但他仍然像對待傷員般體恤百姓。隻有文王自己知道百姓的傷痛。文王精通《易經》貫通天人，卻仍說望道而未之見。隻有文王知道自己尚未真正得道。賢人的過失，賢人自己知道，庸人卻不知道。聖人的過失，聖人自己知道，賢人卻不知道。想要依靠他人來糾正自己都未能察覺的過失，實在太難了！所以希望皇上能以聖心自我警醒。
隻有精微地辨彆危殆與隱微，才能明白執中之道難以完全做到；隻有懷著廣大的安民願望，才能體察民間疾苦難以周全。謹慎對待細微征兆，真誠反省自身，才能真正認識自己的不足；想要使老者安享晚年、幼者得到關懷，經過世事檢驗纔會發現實際難以完全做到。這樣才能保持謙遜不敢自以為是。這種不敢自以為是的心態貫穿於用人施政之中，纔會明白直言進諫者是真心愛護自己，而那些阿諛奉承之徒，實則是愚弄自己並設下陷阱。
當耳目養成的積習被清除後，那些諂媚逢迎、巧言令色的姿態，一出現就會令人厭惡；當取捨的標準確立後，那些貪圖享樂、急功近利的言論，就無處容身。這樣才能達到至善至美的治國境界，實現長治久安的教化之功。以上說明隻有聖人才能自覺發現自己的過失，並勸誡君主不要自以為是。否則，若不能根除自以為是的毛病，即使開始收斂心性謹慎行事，時間久了覺得冇有過失，就會認為可以稍加放鬆；即使立誌勤勉，時間久了覺得有了功績，就會認為可以稍感欣慰。
當賢臣輔佐，天下太平之時，君主心中稍感欣慰而想要放鬆些，似乎對天下並無大礙。殊不知這個念頭一旦產生，那些貪圖享樂、急功近利的言論就會漸漸入耳而不覺厭煩，而那些諂媚逢迎、巧言令色之徒，也會因常見而不再覺得可憎。久而久之習以為常，不知不覺間就會為其所惑，以致黑白顛倒，東西易位。所謂禍患潛伏於細微之處，而大勢形成於不可挽回之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這難道不應該謹慎戒備並加以預防嗎？《尚書》說：“自滿招致損失，謙虛獲得益處。”又說：“德行日日更新，萬國都會歸附；心誌驕傲自滿，九族也會離散。”《大學》說：“見到賢纔不能舉薦，見到不賢不能黜退。”至於好惡違揹人性，推究其失誤的根源，都是由於驕傲放縱。自滿與驕傲放縱，就是自以為是的表現。以上詳細闡述了自以為是的危害。
由此可見，國家治亂的關鍵，在於君子與小人的進退；而進退的關鍵，又取決於君主內心的恭敬或放縱。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內心自然就會保持恭敬；看不到自己的過失，內心就會不自覺地放縱。恭敬是招致君子的根本，也是治國的根基；放縱則是招引小人的媒介，也是禍亂的階梯。因此追本溯源，概括要義，隻希望皇上在每時每事上都保持不敢自以為是的心態，那麼上天的德性與聖王的治國之道，就都包含在其中了。以上總論治亂的根本在於君子小人的進退，而實際上都源於不敢自以為是。
古語說：“狂人的言論，聖人也會擇取。”臣有幸生在聖明時代，可以直言不諱，因此鬥膽竭儘愚昧之見，懇請皇上包容明察，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乾隆初年，鄂爾泰、張廷玉兩位宰相執政，蔡新輔佐聖德。高宗皇帝天資聰穎，如同旭日初昇，四海清明，每當詔書頒佈天下，有識之士都將其比作《尚書》中的典謨誓誥。唯獨孫嘉淦以“不敢自是”的諫言匡正聖德，可謂居安思危，以正道侍奉君主。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不是這份奏疏起到了深遠影響。此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大臣們都抄錄此疏進呈。到道光三十年，鹹豐皇帝即位，壽陽相國祁寯藻也抄錄此疏進呈。我在京城時，聽許多士人朋友稱讚這份奏疏是本朝第一奏議。我因其文氣不甚高古，曾稍有輕視。
近年來我仔細推敲這份奏疏，其中所說的“三習一弊”，凡是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大多都會不自覺地陷入這些弊病。而奏疏中提到的“自以為是的根源不除，黑白可以顛倒，東西可以錯位”，若非具備極高智慧且時刻警惕之人，絕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我與沅弟（曾國荃）僥倖身居高位，常聽到阿諛奉承之言。所謂“三習”，我反省自身確實難以避免。沅弟下屬較少，沾染此習尚淺，但也不可不預先防範。我們兄弟各自抄錄一份置於座右，這也是效仿《詩經·小宛》中“夙興夜寐”的勤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