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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月末。
我整理好幾本數學書籍，幾套換洗的衣物，最後將lorelei放進行李箱中，拉上拉鍊時發出沉悶的聲響。
盧恩站在門口，懷裡抱著一個包裝精緻的紙盒。
“你真的要回去兩個月？”她的聲音裡帶著毫不掩飾的失落，“我會想你的，露娜。每天都想。”
“那是我父親的房產，法律上我有居住權。我住在那裡不用付房租”我接過她遞來的盒子，裡麵是排列整齊的薑餅和果仁糖，“而且，母親和科赫先生在布拉格，房子空置。”
柏林出租屋的租金雖然不高，但兩個月累積起來仍是一筆開支。慕尼黑的房子寬敞、免費，且藏書室裡還留著父親生前收集的數學典籍——那些我小時候尚不能完全理解的著作。尤爾根和伊麗莎白在一個月前從慕尼黑給我寄過一封信。我回到慕尼黑，可以和他們討論數學問題。
“那你得給我寫信。”盧恩堅持道，“每週至少一封。告訴我慕尼黑怎麼樣，你見了什麼人，看了什麼書——什麼都行。”
我點頭。信件是維持關係的低成本方式，而盧恩的價值，無論是學術資源還是人脈資源，都值得這樣的投資。
“還有，”她從手袋裡取出一個小巧的銀質粉盒，“我知道你在慕尼黑可能不會化妝……那裡更保守。但如果需要，至少這個可以隨身帶著。”
粉盒蓋上雕刻著精細的新月圖案，與我那枚胸針相配。我收下了。
“薑餅和果仁糖路上吃。到了慕尼黑，要照顧好自己。”
從柏林坐火車到達慕尼黑已是夜晚，我提著行李箱，沿著記憶中的路線回到慕尼黑的住處。
屋子裡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我推開自己曾經的臥室，一切如舊。
窄小的單人床，褪色的藍格子床罩，窗前的小書桌。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打掃。灰塵被擦去，窗戶打開通風，床單換上從柏林帶回的乾淨的一套。屋子終於恢複了宜居狀態。
第二天早晨，我帶著簡曆和幾張在柏林工作時為顧客拍攝的妝後照片，前往霍夫曼照相館。
照相館位於市中心繁華商業街上，櫥窗裡陳列著精心布光的肖像照：新婚夫婦、戴學士帽的畢業生、穿著傳統服飾的兒童。所有照片的共同點是妝容極其自然，幾乎看不出修飾痕跡，強調“古典與本真的美”。
這和我理解的化妝藝術相悖。化妝的本質是優化，是通過色彩和線條重新分配視覺權重，最大化個體的獨特優勢。霍夫曼先生追求的“自然”，更像是一種對保守審美的迎合。
但這家的顧客基本都是中產以上，這家照相館工資相對其他較高。
我不需要認同，隻需要工作，需要攢夠學費和生活費。
推門進入時，門鈴發出清脆的響聲。櫃檯後坐著一個金髮女孩，正在整理票據，對我露出微笑。
“你好！是來應聘化妝師的嗎？”
我點頭，遞上簡曆。“露娜·諾伊曼。我曾在柏林一家照相館工作過九個月。”
女孩迅速瀏覽簡曆，然後從櫃檯後走出來。她比我矮十厘米左右，身材嬌小，金髮微微燙過，碧藍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著我。
“我是愛娃·布勞恩，這裡的收銀員兼助理。霍夫曼先生正在暗房，馬上就出來。你先坐一下……哇，你五官很立體，平時幾乎不用怎麼修飾吧？”
這種直率的讚美讓我頓了頓。
在柏林，人們更傾向於含蓄的恭維或專業的評價。
“謝謝。”我簡單迴應，在等待區的椅子上坐下。
愛娃冇有回到櫃檯後，反而拉過另一把椅子在我旁邊坐下。“柏林那邊現在流行什麼樣的妝容？我訂了幾本時尚雜誌，但總覺得自己化不出來那種感覺。你看我這眉毛——是不是修得太細了？”
她湊近一點，指著自己的眉形。確實，眉毛修得過於纖細，與她圓潤的臉型不太協調。
“如果你喜歡現在流行的妝容，可以適當保留眉峰的弧度，讓整體粗一點。”
“真的？我一直以為細眉更精緻呢。”她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那你等會兒能給我看看怎麼修嗎？我可以付——”
“愛娃，彆打擾應聘者。”
霍夫曼先生大約四十歲，身材微胖，戴著金絲眼鏡，穿著深灰色馬甲。他接過我的簡曆和作品集，仔細翻閱。
“柏林的工作經驗……自然風格把握得不錯。”他抬頭
他轉身朝裡麵喊了一聲：“安妮，你也出來吧。”
另一個女孩從化妝間走出來。棕發，琥珀色眼睛，麵容溫和，年紀看起來比我大兩叁歲。她手裡也拿著一個檔案夾。
“這位是安妮，也來應聘化妝師。你們倆技術都不錯。”霍夫曼先生將我們的作品並排放在櫃檯上，“但我的照相館需要的不僅是技術，還有形象。顧客看到化妝師本人漂亮、得體，會對我們的服務更有信心。”
他轉向我，目光再次落在我臉上，“露娜，你本人的相貌……很標準。金髮，藍眼，窄臉，高鼻梁，是典型的……嗯，上鏡麵孔我們偶爾也需要拍攝一些用於宣傳的樣片，展示服裝或髮型。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兼任模特，這能增加宣傳的說服力。化妝師親自示範。薪酬可以相應提高。這本身就是最好的廣告。”
我看了安妮檔案中化妝的照片，更加符合霍夫曼先生“古典”“自然”“溫柔”的化妝風格，她的化妝技術比我更符合這種風格。不過霍夫曼先生的選擇邏輯上也成立：我的容貌符合當時主流審美，且作為化妝師自身展示妝效，具有專業可信度。這增加了工作的附加值。
“我願意。”我回答。這不過是另一項可完成的任務，且能帶來額外收入。
安妮眼神黯淡下去，低頭收拾工具。
霍夫曼先生讓愛娃帶我熟悉環境。前台接待區和陳列室，後部是攝影棚、化妝間和暗房。化妝間不大，但設備齊全，各種色調的粉底、腮紅、眼影按色係排列。
“霍夫曼先生喜歡裸妝效果。”愛娃壓低聲音說，“就是那種化了像冇化，但人又確實變好看了的感覺。很難把握的。有些顧客自己要求化濃一點，他都會建議她們‘保持自然本色’。”
“明白了。”我打開一個粉底盒，測試質地。粉質細膩，遮瑕力中等——確實適合打造輕薄妝感。
“對了，你剛纔說會化雜誌上的電影明星的妝容？能不能……找個時間教教我？我也想學。”
我想起盧恩對“禁忌讀物”的熱情，和愛娃此刻的眼神如出一轍。對有些女孩來說，化妝不是偽裝或防禦，而是一種遊戲，一種探索自我可能性的方式。
“可以”
第一天的工作從下午開始。顧客是一位即將結婚的年輕女孩，由母親陪同前來。她五官集中，骨骼感強，希望拍照時“臉看起來小一點，眼睛大一點”。
霍夫曼先生的要求在我腦中響起：自然，不著痕跡。
我選擇比膚色深一個色號的修容粉，輕輕掃在她下頜線和顴骨下方——不是柏林流行的那種明顯陰影，而是不明顯的色調過渡。眼妝隻用最淺的棕色在眼窩處暈染，內眼線填補睫毛根部，外眼線幾乎不拉長。腮紅是淡淡的蜜桃色。
完成後，女孩在鏡子前左看右看。“好像……冇什麼變化？但又確實更好看了。”
她的母親滿意地點頭：“這種妝容比自己化的妝更加端莊。她自己化妝看上去不像一個即將結婚的人，妝容太濃，拍出來都不像本人了。”
但從光學角度來說，濃妝能放大她的優勢，更加上鏡。
霍夫曼先生經過時瞥了一眼，什麼也冇說，但微微頷首。
第一關通過。
下班時已是傍晚六點。我按照尤爾根給的地址，前往慕尼黑大學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與尤爾根和伊麗莎白約在那裡見麵。
尤爾根和上次見麵一樣，淺棕色頭髮淩亂，看到我立刻大幅度揮手：“露娜！這裡！”伊麗莎白坐在他對麵，亞麻色長髮披肩，微笑著向我點頭。
“歡迎回到慕尼黑，”伊麗莎白說，“柏林大學錄取的事，恭喜你。“尤爾根，先讓露娜點些喝的。”伊麗莎白轉向我，“路上順利嗎？柏林那邊一切都好？”
“謝謝。路上順利。柏林的朋友們很好。“我坐下，點了杯黑咖啡。
“露娜，你夏天在慕尼黑做什麼？”
“在霍夫曼照相館做化妝師。”
“化妝師？”尤爾根眨了眨眼，“聽起來和數學完全不一樣。”
“本質上也是應用幾何和色彩理論。”我淡淡地說。
尤爾根笑起來：“說得好！一切皆數學！
“尤爾根，伊麗莎白，你們暑期留在慕尼黑做研究？
“對，導師有個數論相關的項目，關於素數等差數列的。”尤爾根迫不及待地切入正題，“你上次在柏林提到的關於高維推廣中奇異結構複雜性的問題，我回去後和伊麗莎白討論了很久。我們覺得，也許可以從篩法的角度重新構建……”
尤爾根跳躍的思維與伊麗莎白在旁邊適時地修正和補充，討論變得高效而深入。我分享了一些在柏林大學講座和沙龍中接觸到的新思想，他們則介紹了慕尼黑大學數學係近期的一些研究動態。
一小時後，尤爾根提議：“去喝一杯？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錯的啤酒館，氣氛很輕鬆。”
伊麗莎白微微蹙眉：“不要去貝格勃勞凱勒。最近那裡……不太平靜。”
尤爾根擺手：“當然不去那兒。那裡就成了某些人的聖地。我們去奧古斯汀啤酒館，傳統，遊客多，反而安全。”
“貝格勃勞凱勒……”我想起1923年那裡發生了一場暴動。當時我還在上小學，隻記得大人們緊張的低語和街上突然增多的警察。現在，那裡似乎成了某種極端思想的聚集地。
“我認識的一個叔叔讓我少去那些地方。”我說。這是事實，表明立場，同時避免捲入。
奧古斯汀啤酒館人聲鼎沸，木製長桌旁坐滿了各色客人。我們選了角落的位置，點了啤酒和小食。尤爾根喝了一大口啤酒，舒了口氣：“有時候覺得，數學之外的世界越來越吵了。”
伊麗莎白轉動著酒杯：“我父親在報社工作，他說最近政治新聞的篇幅越來越大，觀點也越來越……極端。”
“柏林也一樣。”我說，“街頭的口號，激hui的喧囂。但大學裡暫時還算安靜。”
“希望如此。”尤爾根搖頭，“不過慕尼黑畢竟是……運動興起的地方。大學裡也有學生團體開始活躍，穿褐衫，喊口號。我們數學係還算好，哲學係和曆史係那邊爭論得很厲害。”
伊麗莎白點了點頭。“有些教授開始夾雜一些……與學術無關的評論。關於‘德意誌科學’、‘純粹性’之類的。”
“愚蠢。”尤爾根嗤之以鼻，“科學就是科學，哪來的‘德意誌’或‘猶太’之分？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他的相對論難道是‘猶太物理學’？荒謬！”
“小聲點。”伊麗莎白看了看周圍。
“選擇忽略噪音是最優策略。”我說，“專注可解決的問題。”
伊麗莎白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但有些噪音，可能會改變解決問題所依賴的公理體係。”
她說得對。如果整個社會的“公理”——基本的價值前提和規則，被暴力修改，那麼即使是最純粹的數學研究，也可能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壤。馮·諾伊曼選擇離開，或許正是基於這種計算。
“所以我們得在改變發生前，儘可能推進研究。”尤爾根舉起酒杯，“為數學，為還能安靜思考的日子。”
我們碰杯。啤酒的苦澀在舌尖蔓延，伴隨著啤酒館裡蒸騰的喧沸。
笑聲、碰杯聲、巴伐利亞民謠的片段，以及遠處隱約傳來的不和諧的激昂演講餘音。這些聲波在空氣中迭加、乾涉，形成複雜的波形。
“所以，我們平常什麼時候見麵？露娜，你一般什麼時候有時間。”伊麗莎白問我。
“霍夫曼先生讓我週日休息。”
“那就週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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