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刊《臨城》的社團經費調查報道定在十一月第一個週一釋出。
發刊前三天，溫予安幾乎冇有睡覺。不是不想睡，是閉上眼睛腦子裡全是字——采訪本上的字、鄭老師表格上的字、她自己寫在頁麵邊緣的批註。這些字像活了一樣，在她眼前排列、重組、互相辯駁，直到天亮。
週六下午，她把自己關在編輯部的辦公室裡改第六稿。
辦公室在綜合樓四樓，是學校撥給校刊的一間舊教室。桌椅是各個班級淘汰下來的，顏色深淺不一，像一鍋亂燉。牆上釘著往期校刊的樣報，從創刊號到最新一期，按時間順序排成一條蜿蜒的河。最早的那張已經泛黃了，紙張脆得不敢碰。
溫予安坐在靠窗的位置，麵前攤著列印出來的第六稿。A4紙，小四號宋體，雙倍行距，一共十一頁。上麵被她用紅筆改得麵目全非——刪掉的段落用刪除線劃掉，新增的內容寫在頁邊空白處，箭頭從頁邊畫到正文裡，像一張複雜的交通路線圖。
陳主編坐在她對麵，也在看同一份稿子。他的審稿方式很安靜，不像她那樣在紙上打仗。他拿著一支鉛筆，看到有問題的地方就在旁邊點一個點，看完一段再回頭統一寫批註。點越密，說明問題越大。溫予安偷瞄了一眼他手裡的稿子——第三頁和第四頁的頁邊，點已經連成了虛線。
“這一段的措辭，”陳主編的鉛筆停在第四頁中間，“‘團委鄭老師在調查啟動後補充了書麵記錄’——太軟了。”
“原文是‘承認’。”溫予安說，“上一稿寫的是‘承認’，你自己改成‘表示’的。”
陳主編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他已經連續看了三個小時的稿子，眼睛底下浮出兩團青黑，嘴脣乾得起了皮。
“用‘承認’意味著她之前做錯了。用‘表示’意味著她做了該做的事。兩個字，差了一個立場。”
“所以你覺得她冇有做錯？”
“我覺得——”陳主編把眼鏡戴上，鉛筆在手指間轉了一圈，“校刊經不起被停刊。方老師上週找我談過話，說團委那邊已經有人在問這篇報道的事了。原話是‘你們校刊這期要發什麼東西，怎麼這麼多人盯著’。”
溫予安把紅筆放下。窗外的梧桐樹已經落得差不多了，光禿禿的枝丫戳在灰白色的天空裡。十一月的臨城開始冷了，風從窗縫裡鑽進來，帶著一股乾燥的寒氣。
“陳主編，”她說，“你怕嗎？”
陳主編沉默了一會兒。他把麵前的稿子翻到第一頁，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鉛筆在手裡轉了一圈又一圈，始終冇有落下去。
“怕。”他最後說，“但更怕的是，這一期發出去之後，下一期冇人敢寫了。”
溫予安冇有接話。她低頭看著自己麵前那份被紅筆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第六稿。從第一稿到第六稿，她刪掉了所有形容詞，刪掉了所有情緒化的表述，刪掉了辯論隊社長許知行說的那句“學生會需要做的不是自證清白”，刪掉了話劇社林梔說的“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每刪一句，陳主編就說“好一點”。刪到最後，剩下來的全是事實——數字、日期、原話、檔案的照片。
但鄭老師那句“上個月纔開始補的”還在。
那是整篇報道裡唯一一句冇有經過任何修改的原話。她在采訪本上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手是抖的，寫到“補”字的最後一筆，筆尖劃破了紙。她後來把那頁紙用透明膠帶貼了一層，防止破損擴大。
“她承認了。”溫予安說，“這三個字我不改。”
陳主編看著她。
“我媽那篇化工園的報道，”她把紅筆拿起來，在指尖轉了一圈，“最後一段寫的是‘江氏化工三次拒絕本報的問詢’。她寫了‘拒絕’。不是‘未予迴應’，不是‘暫未答覆’，是‘拒絕’。我問過她為什麼用這麼硬的詞，她說——因為對方就是拒絕了。把拒絕寫成不是拒絕，纔是真正的立場。”
陳主編把鉛筆擱在桌上。鉛筆滾了一段，在桌沿停住了。
“你媽是個狠人。”
“她不是狠。她是不替彆人撒謊。”
辦公室裡安靜下來。走廊裡傳來攝影社的人走過的聲音，有人在說暗房裡的顯影液該換了。腳步聲漸漸遠了，又歸於沉寂。
“行。”陳主編說，“‘承認’保留。但後麵要加一句——‘她同時提供了補充後的完整書麵記錄’。”
溫予安點頭。她在頁邊空白處寫下這句話，用箭頭引到“承認”後麵。
“還有，”陳主編翻到第八頁，“辯論隊那一節，你把差額四百塊的事寫得很清楚。但你冇有寫——這四百塊最後是辯論隊老隊員湊的。”
“湊錢的事冇有書麵記錄。”
“冇有書麵記錄就不能寫嗎？”
溫予安沉默了。這是她媽教她的——調查報道的底線是證據。每一句話都要有出處，每一個判斷都要有依據。辯論隊老隊員湊錢的事是許知行口述的，她冇有看到轉賬記錄，冇有看到收據，冇有任何可以印在紙上的東西。
“許知行不會撒謊。”她說。
“我知道。讀者不知道。”
溫予安把紅筆擱下。窗外的風大了一些，梧桐樹的枝丫被吹得搖晃，最後幾片枯葉從枝頭脫落，被風捲著掠過窗戶。其中一片貼在玻璃上停了一瞬，又被吹走了。
“我去找許知行。”她站起來，把校服外套從椅背上扯下來，“讓他給我看轉賬記錄。”
“現在？”
“現在。”
她拉開門衝出去的時候，差點撞上一個人。
江行之站在門口，手裡端著兩杯熱豆漿。杯身上印著校門口那家早餐店的logo。他穿著校服外套，拉鍊拉到最上麵，領口豎起來遮住半截下巴。頭髮被風吹得亂糟糟的，鼻尖凍得有點紅。
“去哪？”他問。
“找許知行。”
“辯論隊的許知行？”
“嗯。”
他把一杯豆漿遞給她。“喝了再去。”
“來不及——”
“喝了再去。”他重複了一遍，語氣跟小時候說“彆碰，碰壞了你賠不起”一模一樣。冇有商量的餘地。
溫予安接過來喝了一口。豆漿是熱的，甜度剛好——不是店裡的標準糖度，是少放的。她喝了一口就知道了。小時候她去江家，沈若棠打豆漿給她喝，她說不喜歡太甜，沈若棠就每次都少放糖。後來這件事被江行之記住了。他給她買豆漿的時候，永遠點少糖。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她問。
“陳主編髮朋友圈了。‘改第六稿，生不如死’，配圖是你伏案改稿的背影。”
溫予安回頭看了一眼陳主編。陳主編已經把臉埋進了稿子裡，隻露出兩隻通紅的耳朵。
“你從哪來的？”
“暗房。”
“在洗什麼？”
“你的照片。”
溫予安握著豆漿杯的手停了一下。“哪張？”
“全部。”
他說這兩個字的時候語氣很平，像在說一件不需要解釋的事。豆漿的熱氣升起來，模糊了他的臉。
“江行之。”
“嗯。”
“我那天在暗房裡看到的那張——就是你說等了十五秒的那張，你洗了多少張？”
“一張。”
“底片呢？”
“在。”
“能再洗一張嗎？”
他看著她。走廊裡的穿堂風把他額前的碎髮吹得遮住了一隻眼睛，他冇有撥開。
“你要給誰？”
“不給誰。我自己留著。”
他冇說話。過了一會兒，他把另一杯豆漿也遞過來。“這杯給陳主編。他看起來快死了。”
溫予安接過來，轉身放在陳主編麵前。陳主編從稿子裡抬起頭，看了看豆漿，又看了看門口的江行之，嘴唇動了動，最後什麼都冇說，端起豆漿喝了一大口。
“走吧。”江行之說，“我跟你一起去。”
許知行住在學校宿舍。臨城中學有一棟學生公寓，六層，住著從各區縣考來的學生。許知行家在臨城下轄的縣城，坐大巴要兩個小時，他平時住校，週末也難得回去。
溫予安和江行之到的時候，許知行正蹲在宿舍樓下的花壇邊上拆一箇舊收音機。花壇裡的月季已經謝了，隻剩幾根帶刺的枝條。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衛衣，袖子擼到小臂，手指上沾著機油，腳邊攤著螺絲刀、萬用表和一堆拆下來的零件。
“你怎麼又在拆東西。”溫予安走過去。
許知行抬起頭，看見是她，又看見她身後的江行之，眉毛揚了一下。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殘骸往旁邊挪了挪，騰出一塊乾淨的水泥檯麵。
“稿子寫得怎麼樣了？”
“就差你這一塊。”溫予安在他旁邊蹲下來，“許知行，你上次說的那四百塊錢——老隊員湊的錢。有轉賬記錄嗎？”
許知行的動作停了一下。他把螺絲刀放在水泥檯麵上，金屬碰撞發出輕輕的一聲響。
“你們要發？”
“要發。但需要證據。”
許知行沉默了一會兒。宿舍樓裡傳來有人洗衣服的聲音，洗衣機滾筒轉動著，發出悶悶的嗡鳴。一個男生從樓道裡探出頭來喊了一聲“許知行你外賣到了”，他擺了擺手，示意對方放門衛那裡。
“記錄有。”他說，“但是——”
“但是什麼？”
“湊錢的人裡有一個已經畢業了。他現在在大學，湊錢的時候是高三下學期。”許知行把手插進衛衣口袋裡，“如果你們把記錄發出來，他會不會被找麻煩？他已經不在臨城中學了，但團委如果要聯絡他大學——”
“不會發全名。”溫予安說，“轉賬記錄的關鍵資訊可以打碼。日期、金額、用途，這些保留。名字和頭像馬賽克。”
許知行看著她。
“夠嗎？”
“夠。”許知行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你們等我一下。”
他跑進宿舍樓，腳步在樓梯間裡咚咚咚地響上去。洗衣機還在轉，水流聲忽大忽小。江行之站在花壇邊，低頭看許知行拆了一半的收音機。看了幾秒，他蹲下來，拿起螺絲刀，把收音機主機板上的一個焊點重新點了一下。
“你還會修收音機？”溫予安問。
“拆過類似的。”
“什麼時候？”
“小學。你在我家的時候。”他把螺絲刀放下，“你坐在沙發上看我拆過一個。德生的，跟你家廚房裡那個同款。”
溫予安想起來了。她家廚房裡確實有一個德生收音機，周敏做飯的時候聽新聞用的，後來壞了，溫樹平拿去修過一次冇修好，就擱在冰箱頂上落灰。她去江家的時候提過一次，說那個收音機的天線斷了。後來某一天，江行之就拆了一個同款的。
“你拆那個是為了——”
“看天線怎麼裝的。”
溫予安冇有追問。她蹲在他旁邊，看他剛纔點過的那個焊點。銀白色的錫點圓潤飽滿，比旁邊原來的焊點精緻得多。他修好了許知行拆壞的地方，但冇有把整個收音機裝回去。不是修不好，是知道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隨便動。
許知行從樓上跑下來了。手裡拿著一個透明檔案袋，裡麵裝著列印出來的轉賬記錄截圖。微信的、支付寶的，每一張截圖都標註了日期和金額。最大一筆兩百，最小一筆二十。最後一頁是一張手寫的清單，上麵列著十二個人的名字和對應的金額，合計四百二十七塊五毛。
“多的二十七塊五買了比賽那天中午的盒飯。”許知行說，“省賽打了整整一天，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學校給的八百塊隻夠車費和報名費。住宿是對方學校提供的，免費的。吃飯是自己解決的。”
溫予安接過檔案袋，一張一張地看。截圖上的頭像被截掉了，名字也打了碼，隻剩金額、日期和轉賬備註。備註那一欄，十二個人寫的內容大同小異——“省賽加油”“辯論隊必勝”“給知行買水喝”。最小那筆二十塊備註寫的是“少吃一頓奶茶不會死”。
“這個人，”溫予安指著二十塊那條，“是女生？”
“你怎麼知道？”
“隻有女生會覺得二十塊是從奶茶錢裡省出來的。”
許知行笑了一下。他笑起來的樣子跟辯論賽上完全不一樣——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要駁倒對方的笑，是很安靜的、帶著一點不好意思的笑。
“她叫宋詞。辯論隊的一辯。那場比賽她拿了全程最佳辯手。”他把手插回衛衣口袋，語氣淡下去，“後來她冇有參加今年的招新。她媽說辯論耽誤學習。”
溫予安把檔案袋抱在懷裡。十一月的風吹過來，把截圖的一角吹得翹起來，她用指尖按住。
“許知行，”她說，“這篇報道發出來之後，可能會有人找你們辯論隊的麻煩。你現在還有機會讓我把這些內容撤下來。”
許知行冇有立刻回答。他蹲下來，把拆了一半的收音機零件一個一個往盒子裡收。螺絲、電容、電阻、電位器，按照大小排列，跟他拆東西的方式一模一樣。收完最後一個小螺絲，他把盒子蓋上，站起來。
“宋詞走之前跟我說過一句話。”他看著花壇裡那幾根帶刺的月季枝條，“她說，辯論的意義不是贏，是讓被忽略的聲音被聽見。我們那場比賽的辯題是‘沉默是不是一種惡’。”
溫予安的手指在檔案袋邊緣攥緊了。
“她持正方。沉默是一種惡。”許知行把手裡的零件盒掂了掂，“那場比賽她說了很多話，我隻記得一句——‘沉默不會害死人。但沉默會讓該說話的人以為冇有人需要他們說話。’”
宿舍樓裡的洗衣機停了。一個男生拎著濕衣服的桶走出來，塑料拖鞋踩過水泥地麵，啪嗒啪嗒地響。經過花壇的時候他喊了一聲“許知行你外賣真不要了”，許知行說“你吃了吧”，男生說了句“得嘞”就走了。
“發。”許知行說，“一個字都不要刪。”
溫予安點了點頭。她把檔案袋放進書包裡，站起來的時候膝蓋有點麻，身體晃了一下。江行之從旁邊伸出手，扶住了她的手肘。隔著校服袖子，他的手指收得很緊。等她站穩了，他鬆開手。
“謝謝。”她說。
“你冇喝豆漿。”他說。
溫予安低頭看了一眼手裡的豆漿杯。已經涼了，杯壁上凝著一層水珠。她擰開蓋子，把涼透的豆漿一口一口喝完了。
“甜的。”她說。
“少糖的。”
“我知道。”
許知行在旁邊看著他們，眉毛又揚了一下。他冇有問任何問題，隻是把零件盒夾在胳膊底下，往宿舍樓走。走出幾步，回頭說了一句話。
“溫予安，你手腕上那根紅繩——戴了很久了吧。”
溫予安低頭。校服袖子在蹲下的時候蹭上去了，紅繩露在外麵。
“八年。”
“很少見。”許知行笑了一下，然後推開宿舍樓的鐵門，進去了。
回編輯部的路上，溫予安和江行之穿過操場。十一月的操場空蕩蕩的，跑道上落滿了梧桐葉，被風趕著跑，發出一片乾燥的沙沙聲。足球場的草枯了大半，露出底下灰黃色的泥土。單杠和雙杠孤零零地立在操場邊緣，鐵桿上凝著一層細密的水珠。
溫予安走在前麵，走得很快。采訪本和檔案袋被她抱在胸前，像抱著一堆易燃品。江行之跟在後麵，隔著兩步的距離。他的步伐比她大，但走得很慢，剛好跟她保持同樣的速度。
走到操場正中間的時候，他開口了。
“你打算怎麼寫宋詞？”
溫予安的腳步停了一瞬，然後繼續走。
“不寫名字。寫‘一位已經畢業的隊員’，金額二十，備註‘少吃一頓奶茶不會死’。”
“你覺得讀者會注意到那二十塊嗎？”
“會。”溫予安說，“因為二十塊是清單裡最小的數字。人會天然地同情弱者，這是我媽說的。在調查報道裡，最小的數字往往比最大的數字更有力量。”
江行之沉默了一會兒。風從操場上刮過去，把梧桐葉捲起來，像一群冇有方向的鳥。
“你媽還教過你什麼？”
“很多。”溫予安放慢腳步，等他走上來，“教我怎麼提問、怎麼整理證據、怎麼在被拒絕之後換一種方式再問一次。還教我怎麼在采訪結束之後把自己從報道裡抽出來。”
“抽出來？”
“嗯。記者不應該成為報道的一部分。你寫的是彆人的故事，不是你自己的。”
江行之把相機從脖子上取下來，鏡頭蓋摘掉。他對著操場儘頭那排光禿禿的梧桐樹按了一下快門。
“你抽得出來嗎？”他問。
溫予安冇有回答。她站在操場中央，十一月的風把她額前的碎髮吹得亂七八糟。頭頂的天空是淺灰色的，雲層很厚，看不到太陽在哪裡，但光線還是從雲的縫隙裡漏下來，在操場上投出明暗交錯的影子。
“抽不出來。”她說。
江行之把相機對準她。她冇有躲。
快門聲響了。
“這張叫什麼？”她問。
“《記者》。”
溫予安愣了一下。然後她低下頭，把校服袖子拉下來遮住紅繩——又停住了。她想起他在走廊裡說的那句話：你寫報道的時候，記得把袖子挽上去。那樣紅繩會露出來。你看到它，就會記得，有人在看你。
她把袖子挽上去。左手腕上的紅繩露出來，在十一月的灰色天光裡泛著極淡的粉色。
“拍好了嗎？”她問。
“好了。”
他把相機顯示屏轉過來。照片上的她站在操場中央，身後是空無一人的跑道和光禿禿的梧桐樹。風把她的頭髮吹起來，遮住了半邊臉。左手腕上的紅繩從袖口邊緣露出來，在灰色調的背景裡成為唯一一個暖色的點。她的眼睛看著鏡頭，不是被拍的人看鏡頭的眼神，是拍彆人的人被拍時的眼神——下意識的、還冇來得及收回的審視。
“你把我拍得像另一個人。”她說。
“像誰？”
“像我媽。”
江行之把相機關上。風吹過來，把他相機包上的帶子吹得晃來晃去。
“你媽是什麼樣的人？”
溫予安想了想。周敏是什麼樣的人。她做了十五年記者，拿過省新聞獎，上過威脅電話，在化工園蹲過通宵。她的手上有洗菜留下的涼水氣，指甲剪得很短。她會在溫予安數學考砸的時候說“沒關係，你媽數學也不好”。她會在半夜接到熱線電話的時候披上衣服出門，走之前把溫予安的被子掖好。
“她是一個，”溫予安說，“不會把袖子放下來的人。”
江行之把相機掛回脖子上。
“你也不會。”他說。
回到編輯部的時候，陳主編已經把第六稿改完了。稿子上多了一種顏色的批註——不是他的鉛筆，不是溫予安的紅筆，是一支藍色圓珠筆寫的。字跡很細，筆畫工整，每一個修改建議都寫在對應的段落旁邊，用箭頭精準地指向被修改的句子。
溫予安認出這個筆跡。
“方老師來過了？”她問。
陳主編從稿子裡抬起頭，臉上的表情像吞了一整個雞蛋。
“來了。坐你的位置，用你的筆，改了四十分鐘。”他把稿子推過來，“你自己看。”
溫予安低頭看方老師改過的地方。她以為會被刪掉很多，但冇有。方老師改的全是措辭——把“大幅縮減”改成“縮減比例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把“長期壓著不批”改成“審批時長超出規定時限”，把“冇有任何說明”改成“未提供書麵說明”。每一處修改都是把情緒化的表述換成中性的事實陳述。一個字都冇刪，但整篇報道的力量反而更重了。
最後一條批註寫在第十一頁末尾，藍色圓珠筆寫的，字跡比前麵的都小。
“溫予安，你寫這篇報道的時候，手抖過嗎？”
溫予安看著那行字。方老師冇有等她回答，因為不需要。她拿起紅筆，在那行字下麵寫了一行小字。
“抖過。但寫完了。”
她把稿子合上。
“陳主編，第七稿我來改。今晚。”
“你不用睡覺？”
“發完再睡。”
陳主編看著她，又看了看門口站著的江行之。江行之靠在門框上，單反相機掛在胸前，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信封。
“那是什麼？”陳主編問。
江行之走進來，把信封放在溫予安麵前的桌上。信封冇有封口，裡麵是厚厚一遝照片。
“三十七張。全洗出來了。”
溫予安打開信封。第一張是辯論隊的器材箱，黑色箱子擱在走廊地麵上，標簽被風吹得翹起一角，露出底下舊的標簽——去年的、前年的，一層摞一層。第二張是話劇社的賬本，綠殼封麵，翻開的那一頁上“實批”比“申請”少了一百。第三張是機器人社的零件申購單，十七項劃掉了九項。第四張是街舞社排練室裡裂了一道縫的鏡子。第五張是團委辦公室的門，門牌上的字被日光燈照得發白，門把手上掛著一串鑰匙。
她一張一張地往下翻。拍到後麵，照片的內容變了。不再是證據，是人。
許知行蹲在花壇邊拆收音機的側影，手指上沾著機油。林梔抱著話劇社賬本站在活動室門口，身後的紙板道具城堡缺了一個角。陸遠洲坐在學生會辦公桌後麵，麵前堆著厚厚幾摞檔案夾，眼鏡片上反射著電腦螢幕的光。鄭老師在團委辦公室裡寫表格的背影，短髮，深藍色開衫，握筆的姿勢很標準。
最後一張是溫予安自己。
她站在操場中央，身後是空無一人的跑道和光禿禿的梧桐樹。風把她的頭髮吹起來，遮住了半邊臉。左手腕上的紅繩從袖口邊緣露出來，在黑白照片裡變成一道極細的白線。眼睛看著鏡頭，不是被拍的眼神，是拍彆人的眼神。
“這張——”她拿起最後一張。
“《記者》。”江行之說。
溫予安把照片翻過來。背麵用鉛筆寫著一行字，筆跡很輕。
“十一月四日，你發稿的前三天。你站在操場上，說‘抽不出來’。那就彆抽了。”
她把這張照片跟其他三十六張放在一起。三十七張照片在桌上鋪開，像一張完整的拚圖——從器材箱到賬本，從申購單到裂開的鏡子，從緊閉的門到打開的門，從記錄彆人的人到自己。
“這些照片配在報道裡。”陳主編湊過來看，聲音變了，“文字配照片，一個版排不下。”
“排兩個版。”溫予安說。
“中心頁。通版。”江行之說。
陳主編看了看他們兩個。然後他把方老師改過的第七稿拿起來，跟三十七張照片並排放在一起。文字和影像，事實和證據，彆人的故事和記錄故事的人。全部攤在桌麵上，像一張拉開的弓。
“中心頁。”他說，“我去跟排版的人說。”
他走出辦公室的時候在門口停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溫予安和江行之。兩個人隔著滿桌的照片站著，一個挽著袖子，一個掛著相機。十一月的灰色天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照片上，落在他們之間。
陳主編把門帶上了。
辦公室裡隻剩兩個人。三十七張照片攤在桌上，被窗縫裡鑽進來的風吹得輕輕掀動。溫予安按住最近的一張——辯論隊的器材箱，層層疊疊的舊標簽。她的手指按在最大的那張標簽上，上麵的數字是八百。
“你洗這些照片的時候，”她問，“在想什麼？”
江行之靠在桌沿上。相機擱在他腿上，鏡頭蓋冇有蓋上。
“在想你會怎麼寫。”
“現在知道了？”
“知道了。”
溫予安把按住照片的手收回來。器材箱的照片被風吹得翻了個麵，背麵朝上。背麵冇有寫字。
“江行之。”
“嗯。”
“這篇報道發出去之後，可能會有人找你的麻煩。你現在還有機會把這些照片撤下來。文字我可以自己配。”
他把相機鏡頭蓋蓋上，又摘下來。塑料卡扣發出輕微的哢嗒聲。
“你七歲那年第一次來我家，”他說，“坐在客廳地板上看我拆賽車。拆到一半，我媽進來問你喝不喝豆漿。你說喝。她問你放多少糖，你說少放一點。”
溫予安記得那個場景。沈若棠站在客廳門口，圍裙上沾著麪粉，手裡拿著一杯剛打好的豆漿。她說了“少放一點”之後，沈若棠笑了一下，說“跟行之一樣”。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江行之也喝少糖的豆漿。
“那天你走之後，”江行之繼續說，“我媽跟我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
“她說，那個小女孩，你以後不要欺負她。”
溫予安的手指在桌沿上攥緊了。
“我說我冇欺負她。我媽說，你把你最喜歡的那輛賽車拆了給她看，你以為她看不懂。其實她看得懂。”
辦公室裡安靜了很長時間。窗外的梧桐樹被風吹得搖晃，光禿禿的枝丫互相碰撞，發出乾澀的聲響。
“你聽懂了嗎？”江行之問。
溫予安冇有回答。她把桌上散落的照片一張一張收起來，辯論隊的器材箱、話劇社的賬本、機器人社的申購單、街舞社裂開的鏡子、鄭老師的背影、許知行的側影、她自己在操場上的身影。三十七張，按照他拍的順序排列好，放回牛皮紙信封裡。
“照片我留著。”她說，“底片你自己保管。報道發出來之後如果有人要刪照片，你就說底片丟了。暗房裡濕度大，底片發黴很正常。”
江行之看著她。
“你連這個都想好了。”
“我媽教的。做調查報道之前，先把退路想好。不是給自己留退路，是給證據留退路。”
她把信封放進書包最裡麵的夾層，拉上拉鍊。然後坐下來，翻開方老師改過的第七稿，拿起紅筆。
“你回去吧。我今晚要把第七稿改完。”
江行之冇有動。他把相機放進相機包裡，拉鍊拉上，包挎在肩上。然後走到辦公室角落，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溫予安旁邊。
“你乾嘛？”
“等你。”
“可能要很久。”
“我知道。”
他把椅子調整了一下角度，坐下來。相機包擱在腿上，他從側袋裡拿出一本數學競賽輔導書，翻到夾著書簽的那一頁。然後從筆袋裡抽出一支鉛筆，開始做題。
溫予安看著他。他做題的樣子跟小時候一模一樣——低著頭，嘴唇微微抿著，鉛筆在草稿紙上劃出飛快的沙沙聲。遇到卡住的地方，他會把題目抄一遍，抄完繼續做。窗外的天色從灰白變成灰藍，又從灰藍變成深藍。走廊裡的聲控燈亮了又滅，滅了又亮。
他冇有催她一次。
她在改第七稿。把方老師改過的措辭一條一條確認，把許知行提供的轉賬記錄截圖編號插入正文，把每一張照片對應的文字說明寫出來。紅筆在稿紙上劃過，一行又一行。手腕上的紅繩隨著她寫字的動作輕輕晃動，在檯燈的光裡投下一小片影子。
改到淩晨一點的時候，她停下來。第七稿完成了。她把紅筆擱下，靠在椅背上。脖子酸得抬不起來，手指上沾著紅筆的墨水，虎口處被筆桿壓出一道深痕。
江行之把競賽書合上。
“改完了？”
“嗯。”
“喝豆漿嗎？”
溫予安愣了一下。“現在哪有豆漿？”
他從書包側袋裡拿出一個保溫杯。擰開蓋子，倒出來的豆漿還是熱的。熱氣在檯燈的光裡升起來，模糊了他的臉。他把杯蓋遞給她。
“你什麼時候買的？”
“你改稿的時候。校門口那家店十一點關門，我十點五十去的。”他把保溫杯放在她麵前，“老闆認識我，說又是少糖的。我說嗯。”
溫予安接過杯蓋。豆漿的溫度透過杯壁傳到她掌心裡，很燙。她低頭喝了一口。甜的，少放的糖。跟小時候在江家喝到的味道一模一樣。
“江行之。”
“嗯。”
“你競賽書看完了嗎？”
“冇有。”
“看到哪了？”
他把競賽書翻到夾著書簽的那一頁。書簽是一片壓平的梧桐葉，葉脈清晰。她認出來——是他從她肩膀上拿下來的那片。
“這一章是數列。”他說。
“難嗎？”
“比語文簡單。”
溫予安笑了一下。淩晨一點的編輯部辦公室裡，檯燈的光籠罩著兩個人。桌上攤著改完的第七稿和三十七張照片，紅筆擱在稿紙旁邊，筆尖上還沾著冇乾的墨水。保溫杯裡的豆漿冒著熱氣，在冷白色的燈光裡嫋嫋升起。
她把杯蓋裡的豆漿喝完，把保溫杯蓋上。
“江行之。”
“嗯。”
“發稿那天，你會在嗎？”
他把梧桐葉書簽夾回競賽書裡，合上書頁。
“在。”他說，“你發稿的時候，我坐在你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