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名人傳 第365章 陶淵明

    東晉興寧三年（公元365年），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的陶氏宅院誕下一名男嬰，其父陶逸為他取名“潛”，字元亮，後世人多以其號“淵明”相稱。

這戶看似尋常的地方士族，實則流淌著儒學與忠義的血脈——陶淵明的曾祖父是東晉開國元勳陶侃，這位從寒門崛起的名將，以“陶母截發延賓”的家風為根基，憑借平定蘇峻之亂的赫赫戰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成為東晉初年支撐半壁江山的柱石。

陶侃的“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的家訓，如同種子般植入陶氏後人的精神土壤。

然而，盛極而衰的宿命終究難違。

陶淵明的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官至安成太守，卻皆英年早逝，家道隨之中落。

幼年的陶淵明由母親孟氏撫養，孟氏出身儒學世家，對他悉心教誨，使他得以在清貧中博覽群書。

《晉書·陶潛傳》記載其“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認真自得”，少年時的他便常在潯陽的山水間流連，既讀《六經》《論語》，也覽《楚辭》《莊子》，儒道思想在他心中交織共生，塑造了他“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少年意氣，也埋下了“性本愛丘山”的隱逸伏筆。

東晉是一個門閥林立、戰亂頻仍的時代。

“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寒門士子晉升無門，而北方胡族的侵擾與南方士族的內鬥，更讓時局動蕩不安。

陶淵明青年時期，東晉經曆了淝水之戰的僥幸勝利，卻未能改變偏安一隅的困境。

二十歲時，他開始斷斷續續的遊宦生涯，曾漫遊吳、會之地，遍曆江南山水，試圖尋找施展抱負的契機。

這段漫遊歲月，既讓他見識了“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的士族奢華，也目睹了“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的民生疾苦，現實與理想的落差，讓他對官場的黑暗與世俗的虛偽漸生厭倦。

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三十四歲的陶淵明為生計所迫，正式踏入仕途，出任江州祭酒。

這是一個掌管祭祀禮儀的閒職，卻讓他首次直麵官場的繁文縟節與派係傾軋。

史載他“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麵對上級的頤指氣使與同僚的阿諛奉承，性格耿直的陶淵明無法妥協，不久便辭官歸家。

此後數年，他因家境貧寒多次出仕：曾入荊州刺史桓玄幕府，卻恰逢桓玄謀反，他看透其篡權野心，以母喪為由辭官；後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寄望於這位北伐名將能收複中原、澄清玉宇，卻發現劉裕雖有軍事才能，實則野心勃勃，隻圖擴張個人勢力；接著他轉任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同樣未能找到誌同道合的明主。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四十歲，經人舉薦出任彭澤縣令，這是他仕途的最後一站。

任職期間，他清廉自守，推行簡政，試圖在一方小縣實現“仁愛惠民”的儒家理想。

他曾下令公田全部種植秫稻，以便釀酒自奉，後因妻子勸阻，才改為“半秫半粳”，這份率真與灑脫，在官場中顯得格格不入。

僅僅八十餘日後，郡裡派督郵前來巡查，縣吏提醒他需“束帶見之”，行跪拜之禮。

陶淵明長歎一聲：“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裡小人邪！”

當日便解印辭官，寫下《歸去來兮辭》，徹底告彆了長達十三年的仕途生涯。

這段“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的遊宦經曆，是陶淵明理想與現實碰撞的過程。

他並非天生的隱士，青年時的“大濟蒼生”之誌真切而熾熱，但東晉官場的腐朽、士族的專橫、仕途的險惡，讓他一次次失望。

他曾在《雜詩·其五》中寫道：“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複娛，每每多憂慮。”

理想的磨滅與內心的煎熬，讓他最終選擇逃離塵網，回歸自然。

辭去彭澤縣令後，陶淵明回到柴桑的田園，開始了“躬耕自食，飲酒賦詩”的隱逸生活。

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儘情抒發解脫後的喜悅：“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他開荒南野，築屋耕田，與農夫為鄰，與山水為伴，過上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農耕生活。

田園生活並非全然的閒適，更多的是艱辛與清貧。

由於長期為官，不善農耕，加之天災頻仍，陶淵明的生活常常陷入困頓。

他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及閭丘常侍》中寫道：“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

即便如此，他始終堅守本心，拒絕重返官場。

江州刺史檀道濟曾親自登門拜訪，見他貧困潦倒，贈以粱肉，卻被他揮手拒絕，直言“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這份不慕榮利、安貧樂道的氣節，成為後世文人的精神標杆。

歸隱後的陶淵明，將全部心力傾注於詩歌創作與精神修行。

他的田園詩，以質樸自然的語言，描繪了一幅幅清新恬淡的田園畫卷：“方宅十餘畝，草屋**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其一》）

尋常的農舍、炊煙、雞犬，在他筆下皆化為詩意的意象，充滿了生命的本真之美。

他的飲酒詩，則寄托了對人生的思考與對世俗的超脫，“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

這千古名句，將人與自然的和諧、精神與物質的剝離推向了極致，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經典。

除了田園與飲酒主題，陶淵明的詩歌中也不乏金剛怒目之作。

《讀〈山海經〉·其十》中“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乾戚，猛誌固常在”，

借神話人物抒發了內心未泯的壯誌；《詠荊軻》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慷慨悲歌，展現了他對俠義精神的推崇與對黑暗現實的憤懣。

這些詩歌，打破了人們對陶淵明“渾身靜穆”的刻板印象，展現了他剛健豪邁的另一麵。

康熙年間，陶淵明創作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記》並詩，構建了一個令後世無數文人嚮往的精神烏托邦。

文中記載，一位武陵漁人“緣溪行，忘路之遠近”，誤入一片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穿過桃林，便進入一個與世隔絕的村落：“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村民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過著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太平生活。

桃花源的誕生，並非偶然。

東晉末年，戰亂不休，賦役繁重，百姓流離失所，“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陶淵明親身經曆了亂世的苦難，目睹了民生的疾苦，他筆下的桃花源，既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與否定，也是對理想生活的憧憬與追求。

在這個烏托邦裡，沒有戰亂、沒有剝削、沒有等級之分，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淳樸自然、怡然自得的生活，這正是陶淵明“仁愛惠民”的儒家理想與“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的完美融合。

《桃花源記》的魅力，不僅在於其優美的文筆與奇幻的情節，更在於其超越時代的精神價值。

它成為後世文人在失意時的精神避難所，無論是唐代的王維、孟浩然，還是宋代的蘇軾、陸遊，都對桃花源式的生活充滿嚮往。

而“桃花源”這一意象，也逐漸演變為中華民族心中對理想社會的代名詞，承載著人們對和平、安寧、自由的永恒追求。

陶淵明的文學成就，不僅在於他開創了田園詩這一嶄新的詩歌題材，更在於他以質樸自然的創作風格，打破了魏晉以來綺靡浮華的文風，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在他之前，詩歌多以宮廷、邊塞、詠史為主題，而陶淵明首次將目光投向平凡的田園生活，將農舍、草木、雞犬、炊煙等尋常事物寫入詩中，賦予其深刻的文化內涵與審美價值。

他的詩歌語言“質而實綺，臒而實腴”，看似樸素平淡，實則意蘊豐富，達到了“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藝術境界。

鐘嶸在《詩品》中評價陶淵明的詩“文體純淨，殆無長語。

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

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首次確立了陶淵明“隱逸詩人之宗”的地位。

到了唐代，陶淵明的詩歌受到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詩人的推崇，李白曾寫下“何時到栗裡，一見平生親”，表達對陶淵明的敬仰；杜甫則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延續了陶淵明關注民生疾苦的精神。

宋代以後，陶淵明的文學地位進一步提升。

蘇軾對陶淵明的詩歌推崇備至，曾多次和陶詩，並稱“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朱熹則認為陶淵明的詩“平淡出於自然”，是詩歌的最高境界。

明清時期，陶淵明的詩歌被廣泛收錄於各類詩文總集，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範文，其影響力滲透到文學、哲學、美學等各個領域。

除了詩歌，陶淵明的散文與辭賦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歸去來兮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描寫歸隱生活的辭賦，文辭優美，情感真摯，被譽為“千古絕唱”；《五柳先生傳》以自傳的形式，塑造了一個“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隱士形象，成為後世文人自況的典範；《桃花源記》則將散文的敘事性與詩意完美結合，成為中國古代散文的經典之作。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六十三歲的陶淵明在貧病交加中與世長辭。

臨終前，他寫下《自祭文》，以豁達的態度麵對死亡：“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餘得為人。自餘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穀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

他用一生踐行了“安貧樂道、不慕榮利”的人生信條，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陶淵明的影響，早已超越了文學領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象征。

他的“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氣節，激勵著後世無數文人堅守本心，不與世俗同流合汙；他的“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為困頓中的人們提供了精神慰藉；他的“回歸自然”的理念，對中國傳統美學、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道家思想在文學領域的完美體現。

曆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敬仰絡繹不絕。

唐代詩人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陽，模仿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寫下大量閒適詩；宋代詞人辛棄疾多次在詞中化用陶淵明的詩句，表達自己壯誌難酬的苦悶與對隱逸生活的嚮往；明代畫家唐寅、文徵明等，常以陶淵明的詩句為題材進行創作，形成了獨特的“桃源畫風”。

在當代，陶淵明的詩歌被收錄於中小學語文教材，“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句，他的精神依然在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陶淵明的一生，是理想與現實碰撞的一生，是堅守本心、追求自由的一生。

他生於亂世，卻以高潔的品格與不朽的詩文，為黑暗的時代點亮了一盞明燈；他甘於清貧，卻在田園山水間找到了精神的歸宿，創造了永恒的詩意。

正如魯迅所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文學成就，更在於他用一生踐行了“詩意地棲居”的人生哲學，為後世樹立了一個精神的標杆。他的名字，早已與東籬的菊花、南山的暮色、桃花源的炊煙融為一體，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記憶中最溫暖、最詩意的部分，永遠照耀著後世文人的心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