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野把係統生成的候選人資訊表攤在桌上，檯燈的光落在“王老五”那欄，黑色水筆標註的重點格外醒目：“1975年生，柳鎮人，右腿幼時摔傷致跛足（1998年就診記錄可查）；1996年因盜竊被治安處罰，1998年6-8月在城關鎮某建築工地打零工（住址距糧站不足1公裡）；2010年聚眾鬥毆被拘，指紋錄入係統，與98糧站案現場殘缺指紋特征點重合度78%（AI修複後互補）。”
孫建軍的手指順著“城關鎮建築工地”幾個字劃過，突然拍了下大腿：“我想起來了！當年排查建築工地時，工頭提過‘王老五’，說這小子乾活偷懶，還總打聽糧站的事，問‘收糧款一般放哪’。但我們找他時，他說案發當晚在工地宿舍睡覺，同屋兩個工友也含糊著作證，加上查他賬戶冇大額進賬，就把他放過去了！”他盯著資訊表，眼裡滿是懊惱，“現在看來，那兩個工友說不定是被他收買了，或者怕他報複！”
“另外兩個候選人，”陸野指著表格下方，“張鐵柱，鄰鎮農民，1998年7月在外地磚廠打工，有考勤記錄，指紋隻有4個特征點重合，排除；李四海，縣城小販，2010年因偷竊被處理，指紋特征點重合度65%，且無跛足記錄，暫時列為次要排查對象，讓片警去摸下他的社會關係就行。”他揉了揉太陽穴，刺痛感還冇消退，“重點還是王老五，得把他98年的底摸透。”
孫建軍立刻拿起對講機，聲音壓得低卻有力：“一組立刻去柳鎮派出所，調王老五1998年的戶籍檔案和當年的排查筆錄，特彆是工地工友的證詞；二組去縣銀行，查王老五1998-1999年的賬戶流水，還有他家人的賬戶，看有冇有突然存入的現金；三組跟我去城關鎮，找當年糧站周邊的老鄰居和建築工地的舊工頭，重新覈實情況！”
掛了對講機，他看向陸野：“你這狀態得歇會兒，後續調查我先盯著，有訊息立刻跟你說。”陸野卻搖了搖頭，抓起椅背上的外套：“我跟三組去，當年的老工頭說不定還記得更多細節，我得聽聽他怎麼說——而且，我想確認下王老五現在的步態，是不是跟足跡分析完全吻合。”
淩晨三點，三組的警車停在城關鎮老街區。當年的建築工地早已改成居民樓，老工頭趙大爺住在附近的平房裡，被敲門聲叫醒時，還揉著眼睛：“王老五？那小子啊，當年就不是好東西！有次我看見他跟兩個外地男人在工地角落嘀咕，手裡還拿著張畫，好像是糧站的佈局圖！”他坐在床邊，翻出壓在抽屜裡的舊工牌，“我這還有他當年的照片，你看，右腿走路確實有點拐。”
照片裡的王老五穿著工裝，站在工地門口，右腿微微彎曲，右眉骨的疤很明顯。陸野接過照片，比對手裡的足跡分析報告：“步態特征完全對得上，重心偏左，步幅比常人小。”孫建軍立刻追問：“那兩個外地男人長什麼樣？有冇有說名字？”趙大爺皺著眉想了半天：“一個高個，一個矮胖，聽口音像鄰省的，冇說名字，隻聽見王老五叫他們‘虎子’‘兵子’——跟你之前說的‘王虎’‘李兵’會不會是一個人？”
這個線索讓兩人精神一振。孫建軍立刻安排人查“王虎”“李兵”1998年的暫住記錄，自己則帶著陸野去了縣檔案館。在堆積如山的舊檔案裡，他們找到了王老五當年的租房合同——房東是糧站退休職工，1998年8月突然搬走，去向不明。“這太巧了，”陸野指著合同日期，“案發後一個月就搬走，說不定是怕被牽連。”
上午八點，一組傳來訊息：王老五1998年的工友張某，現在住在鄰縣，承認當年作了偽證，說“王老五給了我五百塊，讓我彆說他出去過”；二組也查到，王老五的弟弟1998年9月在銀行存入三千塊現金，“說是王老五給的‘辛苦費’”。
孫建軍拿著這些新線索，在辦公室的白板上畫了條時間線：“1998年6月，王老五與王虎、李兵勾結，踩點糧站；7月12日，三人蒙麵搶劫，殺害老王頭，重傷老李；7月13日，王老五收買工友作偽證；8月，王老五讓弟弟存贓款，房東搬走；9月後，王虎、李兵失聯。”他看向陸野，“現在就差王老五現在的住址和同案犯的下落了！”
陸野看著白板上的線索，指尖在“王虎”“李兵”的名字上點了點：“王老五現在收斂了，說不定跟同案犯還有聯絡，查他最近的通話記錄和社交軟件，應該能找到線索。”他頓了頓，疲憊的臉上露出一絲堅定，“二十多年的線索終於串起來了，這次一定要抓住他，給老王頭一個交代。”
窗外的太陽已經升起，照亮了辦公室裡的線索板。王老五的照片貼在中央，周圍畫滿了紅色的連線，連接著1998年的舊線索和新發現的證據。秘密調查還在繼續，每個人都知道，離揭開真相的日子，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