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究其實質，是以儒家思想為綱，遵循特定規則進行人才遴擇的製度。
比如在唐朝，科舉以詩賦來評定考生水平的高低；到了宋朝，主要考察策論；而元、明、清時期，則采用八股格式的四書五經策論。
不過，無論形式如何變化，以考試為核心卻怎麼也冇變。
徐煒對科舉製度承載的儒家思想底蘊並無反感，然而，對於科舉的形式，他卻持有異議。
童子試、鄉試、會試、殿試，這一套繁複冗長的流程，不僅耗時費力，更是費錢，讓科舉成為有錢人的天下。
況且，八股文的模式在當下工業化浪潮洶湧的時代背景下，已顯得格格不入。
“魏國渴求的人才，需兼具洞察國際風雲變幻之能，熟稔工業發展之道，更要深諳治民理政之術。”
徐煒神情從容，緩緩道來：“但八股文的範疇，顯然無法孕育出此類人才。”
“大王推行的職位自選之策，堪稱匠心獨運。”
“然而，臣以為其存在一要害弊端。”曾柏恭敬拱手，直言關鍵所在：
“官途耗時太漫長，於魏國不利。”
“以考錄升遷為例，從九品官進階至七品官，需跨越六重階梯。即便考評皆為上優，且以三年為一升遷週期，亦需十八年之久。”
“若欲晉升至知府（正五品），則需耗費三十年光陰。”
“至於行省、九衙乃至內閣等更高層級……”曾柏不禁喟然長歎，“九品十八階，若每階皆評優，至少需五十四年方能登頂。”
“於官場之中，若無外力援引實現破格擢升，多數人恐將終生徘徊於府縣之位。”
“反之，唯有憑藉強大人脈，方能扶搖直上，於盛年之際躋身內閣、九衙。”
“到時候朝野遍地都是結黨營私，內耗堪稱恐怖。”
如此規則，一來人多官少，容易引發激烈競爭，使得黨爭紛起，對魏國發展形成掣肘。
二來，職位稀缺之下，背景權重超越個人才能，屆時庸碌之輩破格提拔，才能之人苦苦轉遷。
“這確實是一大難題！”徐煒深思之後，深覺曾柏所言在理。
這便如同唐宋時期，科舉科目繁多，明經、明算等科目與進士科並立，然進士科卻能一枝獨秀，獨領風騷數百年。
恰似後世設有選調生、國考、省考之區彆。
究其根源，資源有限而競爭激烈，過度競爭易滋生矛盾，官員忙於內鬥，政務難免荒廢。
故而，人為營造職位稀缺性，實乃曆史演進與社會現實之必然抉擇。
顯然，徐煒無意悖逆此規律。
見魏王從諫如流，曾柏如釋重負，趕忙建言：“不妨推行統一考錄，而後依序分配職位。”
“依名次高低授予相應官銜，名次優者授以高位，次者授以低位。”
這跟科舉冇兩樣。
徐煒卻搖頭否定：“吏員數量龐大而官員編製有限，如此操作，每科錄取人數恐呈膨脹之勢。”
“既徒耗資源，又浪費時間。”
“不過，可將考選體係細分為兩類。”
徐煒略作思考，就提出分級考選之構想：
將科舉劃分爲國考與省考。
即，藉由國考選拔官員，省考遴選吏員。
鑒於官員職位稀缺，國考每科錄取人數控製在數十人，甚至十幾人，這些佼佼者將作為儲備官員，直接授予七品官職。
省考錄取人數則在三五百人上下，授予從九品官銜，充任各鄉吏員之職。
對於官員，每兩年左右予以考評；吏員則三年考評一次。
如此規劃，通過國考選拔的官員，若無意外，優秀者在四五十歲時有望進入中樞機構施展抱負；省考選拔的吏員，亦能按部就班晉升，躋身中層職位。
二者晉升路徑既相互交織，又並行不悖，資源競爭壓力得以有效緩解。
“此計甚妙！”曾柏不禁擊節讚歎，“才德出眾者為官，餘者為吏，各安其職，各展其能。”
科舉議題方落，教育問題旋即成為關注焦點。
此乃重中之重，關乎魏國未來興衰。
曾柏秉持舊有觀念，主張鼓勵私人辦學，以此減輕朝廷財政負擔。
徐煒卻著重強調文化教育對於魏國的深遠意義：“魏國欲凝聚人心，統一思想，而工業化進程亦亟需高素質工人，所以普及教育勢在必行！”
首先，必須靠儒家思想凝聚全國人心；其次，培養高級牛馬進行工業化。
至於開啟明智，不過是附帶的。
故而，魏國當推行六年義務教育製度。
凡適齡學童，皆須接受六年文化教育，學業優異者可升入大學，再曆經三年深造，成為工程師。
如此，半大少年亦可投身工廠，為改善家庭生計貢獻力量。
而內閣雖亦重視教育，但多侷限於增印書籍、倡導辦學等事，建立官學從來冇想過。
曾柏倒是第一次聽說這。
“強製學童入學，成本恐過於高昂？”
曾柏率先憂慮的並非人道層麵，而是政府財政支出：“每縣至少需興辦兩三所學校，配備數十名教師，全國統籌，每年恐需額外支出十幾萬銀龍。”
“錢財乃身外之物，不足為慮！”徐煒拍了拍曾柏的肩膀，神情篤定：“築牢根基，方為重中之重。”
曾柏默默頷首，深表認同。
隨著雨季漸近，1858年魏國財政收入實現了飛躍式增長。
農業稅方麵，為簡化行政流程、降低成本，魏國采用一年一征之策。
經濟作物每畝課稅一銀角，即一百銅元；糧食作物每畝征收二十銅元，兩者稅額相差五倍。
其因在於，南洋地區作物一年三熟，糧價僅為大清三成，每畝征稅額約合三鬥糧。
在畝產普遍僅兩百斤左右的情況下，稅負約為十五稅一。
此輕徭薄賦之舉，乃是為了彰顯魏國對廣大以種植糧食為生的普通華人與土著的政治關懷。
而經濟作物領域，當前隻有甘蔗、胡椒、藍靛種植較多。
據此，今年農稅收入達二十二萬銀龍。
礦稅收入十萬銀龍；商稅收入十八萬銀龍；關稅收入近六十萬銀龍（菠蘿啤、蠟燭於此厥功至偉）。
魏國自營金礦收入八十萬銀龍。
繅絲廠、蠟燭廠、磚廠、鋼鐵廠等數家大型工廠，亦上繳钜額盈利，總額近百萬銀龍。
加之各類雜項收入，魏國全年財政收入總計三百萬銀龍，摺合六十萬英鎊，較布魯克時期的十萬英鎊，增長達六倍之多。
此斐然成績，得益於魏國版圖拓展、人口增加、工廠盈利等諸多因素。
布魯克時期每年尚有兩三萬英鎊淨收益，然於魏國而言，此收益水平已然入不敷出。
今年，魏**隊開支達兩百萬銀龍，其中陸軍戰事耗費一百二十萬，海軍購船支出八十萬。
官員俸祿約二十萬銀龍。
此外，戰爭撫卹、新京建設、官道修築、港口碼頭營建、各地衙門興造、守備軍餉發放、河道治理，以及工業貸款（四十萬英鎊）利息等支出也是不小。
各項支出總計三百二十萬銀龍，財政赤字達二十萬銀龍。
所幸，新征新農、新業二府帶來的戰爭收益已超十萬英鎊，可部分彌補赤字。
且於二府新近探明金銀礦脈，預計明年收益必將水漲船高。
大規模戰事既已平息，明年支出將顯著縮減。收入增長與支出縮減並行，區區十幾萬赤字，不足為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