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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上回咱們說到沈越澤在那個小縣城裡吃了一頓紅燒肉，留了一張名片，開著車消失在茫茫夜色裡。他走了，可他留下的那張名片，像一顆種子，落在一個女人的心坎上。
那女人叫翠花。
這名字聽著就土，是吧？可這天底下的事兒，有時候就是這麼巧——最土的名字，偏偏長出了最香的蘭花。
書歸正傳，咱們這就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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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這西北地界上，有個不大不小的村子，叫王家溝。王家溝窩在兩座禿山的夾縫裡，溝底一條乾河溝，春夏秋冬四季，隻有夏天發大水的時候纔有水，其餘時候就剩一溝的石頭蛋子。
村裡人窮，窮得叮噹響。可再窮的地方，也得有人住，也得有人過日子。
王家溝有一戶人家，當家的叫王德貴，早幾年死了，留下一個老婆子張桂蘭和一個兒子王大力。張桂蘭是村裡出了名的厲害角色，那張嘴，罵起人來能三天三夜不帶重樣的。王大力隨他媽，脾氣暴，心眼小，喝了酒就動手，村裡人背地裡叫他“王老虎”。
這王大力二十歲那年，托人說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隔壁李家溝的，姓林，叫翠花。
翠花那年才二十歲，瘦瘦小小的，臉上還有點兒嬰兒肥，紮著一根大辮子，見人就低著頭，說話蚊子哼似的。她爹林老栓是個老實人，種了一輩子地，啥也冇攢下。她娘身體不好，常年吃藥。底下還有一個弟弟，叫建國，那年才十五，正上初中。
這門親事，說起來就是一筆買賣。王家出一萬二的彩禮，林家把翠花嫁過去。一萬二，在那年月，夠林家還債、給老孃看病、供弟弟再念兩年書了。
翠花不願意。
可她不願意又能咋的？她爹蹲在門檻上抽旱菸，抽了一宿，第二天眼圈紅紅的跟她說：“花兒啊，爹對不住你。可你弟……你弟得唸書啊。”
她娘躺在床上，拉著她的手，眼淚吧嗒吧嗒地掉：“閨女，女人呐，嫁誰不是嫁？認命吧。”
認命吧。
這三個字，翠花聽了二十年。打小她就聽，聽她娘說，聽她奶奶說，聽村裡那些嬸子大娘說。女人就得認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條扁擔扛著走。
翠花把辮子拆了，重新編了一遍，擦了擦眼睛，說：“行。”
那是臘月十九，她二十歲的生日。天上飄著雪花，她穿著一件紅棉襖，坐在牛車上，晃晃悠悠地進了王家溝。
村裡的孩子們追著牛車跑，喊：“新媳婦來咯！新媳婦來咯！”
翠花低著頭，攥著手裡的那把瓜子，一顆也冇磕。
她不知道，這一低頭，就是八年。
列位看官，咱們不說那八年裡每一天的日子，隻說這第八年的臘月。
臘月十九，翠花二十八歲生日。
這天早上，雞叫第三遍的時候，她就醒了。這個生物鐘她養了八年，比牆上那塊走走停停的石英鐘還準。她不用看錶，光聽雞叫就知道是什麼時辰——頭遍雞叫淩晨三點，二遍四點半，三遍五點剛過。
身旁的王大力翻了個身，鼾聲像拉風箱。昨晚又喝了酒，打鼾比平時更凶。翠花小心翼翼地掀開被子，腳剛落地，寒氣就從腳底板往上躥。
她摸黑穿好衣服。棉襖是四年前做的，早就薄了，棉花都結成了硬疙瘩，穿上跟裹了一層紙似的。她冇有開燈，電費貴，張桂蘭說了，誰要是敢在夜裡開燈，就從誰的水錢裡扣。
廚房在院子東邊，土坯壘的，窗戶糊著去年的報紙。翠花推門進去，灶台上一片狼藉，昨晚的碗筷還堆在水盆裡冇洗。她挽起袖子，把手伸進冰水裡。
水麵上結著一層薄冰，碗筷凍在了一起。她用指頭一根根掰開，慢慢洗著，不敢發出太大聲響。
洗完了碗，開始生火做早飯。灶膛裡的火光照著她的臉——顴骨高高凸起，兩頰凹陷，臉色蠟黃，嘴脣乾裂，看著不像二十八，倒像快四十了。她的手尤其顯老，指節粗大，指甲蓋裡永遠嵌著洗不掉的泥，手背上青筋暴起，像枯樹的根鬚。
熬了玉米糊糊，蒸了紅薯。張桂蘭牙口不好，紅薯得蒸得軟爛，筷子一戳就透的那種。王大力愛吃貼餅子，她昨天就和好了麵，這會兒貼在鍋邊，一鍋出來，下麵是糊糊，上麵是餅子，省柴火。
剛把飯端上桌，西屋的門“吱呀”一聲開了。
“翠花！豬餵了冇有？”
張桂蘭的聲音像破鑼，又尖又響。她今天穿了那件藍布棉襖，頭髮梳得油光鋥亮，嘴唇上還抹了點紅——鎮上逢集，她要去趕集。
“餵了，媽。”翠花低著頭把糊糊盛進碗裡，“後院那頭昨天有點不愛吃食，我加了兩把麥麩……”
“不愛吃食？你是不是又冇刷豬槽？”張桂蘭的眼睛瞪得像銅鈴，“跟你說了多少回，豬比人精貴，豬槽要三天一刷，你長耳朵是出氣的？”
翠花的嘴張了張，想說自已前天剛刷過，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
說了也冇用。
王大力這時候也從屋裡出來了，光著膀子披件軍大衣，眼睛還冇睜開就喊：“翠花！倒洗臉水！”
翠花趕緊去灶房舀熱水。銅盆裡兌好了溫水，端到王大力麵前。王大力彎腰洗臉，水花濺了一地，翠花蹲下來用抹布擦，王大力一腳踩在她手指上。
“哎呀！”翠花疼得叫了一聲。
王大力低頭看了一眼，不耐煩地說：“咋的了？”
“冇……冇啥。”
王大力哼了一聲，把擦臉的毛巾往她頭上一扔，坐到桌前開始吃飯。抓起貼餅子大口嚼，玉米糊糊喝得呼嚕響，紅薯剝了皮直接往嘴裡塞。
翠花從地上爬起來，左手食指腫了起來，指甲蓋下麵滲出一絲血。她把手指含在嘴裡，鹹的。
“翠花，你杵那兒乾啥呢？過來盛飯！”張桂蘭拍著桌子喊。
翠花走過去，先給婆婆盛，再給王大力盛。給自已盛了半碗，坐在桌角，掰了半個紅薯慢慢吃。
“今天趕集，”張桂蘭用筷子指著她說，“你去把後院那隻蘆花雞抓了，拿到鎮上賣了。”
翠花一愣：“媽，那隻雞還在下蛋……”
“下蛋下蛋，一天一個蛋頂啥用？”張桂蘭眼珠子一轉，“翠花啊，你弟弟不是要結婚了嗎？咱也得表示表示不是？你爸昨兒托人捎話來了，說彩禮還差三千塊，讓咱幫忙湊湊。”
翠花低著頭，盯著碗裡的糊糊。
她弟弟建國要結婚了，對象是隔壁村的，要六萬六彩禮。爹媽拿不出來，東拚西湊還差一萬多，三天兩頭讓人捎話讓她幫忙。可她哪裡有？在這個家裡，她連一分錢都摸不著。
“媽，”翠花鼓起勇氣，“上回建國的訂婚錢，我已經……”
“上回是上回！”張桂蘭“啪”地把筷子摔在桌上，“怎麼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你弟結婚你不出錢，你讓我們老臉往哪兒擱？”
王大力嘴裡嚼著餅子，含混不清地說：“就是，你弟的事就是咱家的事。再說了，你又生不了娃，以後還不得靠你弟給你養老？”
翠花的臉一下子白了。
生不了娃。
這四個字像一把刀子，紮在她心口上，紮了八年，還冇紮夠。
她不是不能生。五年前她懷過一次，三個月的時候在地裡乾活，被張桂蘭催著挑水，一桶水冇挑到地頭就見了紅。送到衛生院的時候，孩子已經冇了。大夫說她身體虧得厲害，需要好好養一兩年。
可張桂蘭等不了，王大力的拳頭更等不了。
每次喝了酒，他就罵她“不下蛋的母雞”，罵急了就動手。有一回用板凳砸她，砸斷了她一根肋骨，疼了她三個多月。
“行了行了，”張桂蘭不耐煩地擺擺手，“哭喪個臉給誰看？快去抓雞，再不去集就散了。”
翠花放下碗，默默地走出屋。
後院那隻蘆花雞正蹲在窩裡，咕咕叫著，屁股下麵壓著一個白花花的蛋。翠花蹲下來，把手伸進雞窩，摸到那個蛋，還帶著母雞的體溫。她把蛋輕輕放在旁邊的草窩裡，伸手去抓雞。
蘆花雞撲棱著翅膀，咯咯叫著從她手裡掙脫了。翠花追了兩步，膝蓋磕在石頭上，疼得她齜牙咧嘴。咬咬牙又追上去，終於把雞抓住了。雞在她手裡掙紮，爪子蹬在她手背上，劃出幾道血痕。
翠花抱著雞站在院子裡，忽然就不動了。
她就那麼站著，懷裡抱著那隻還在下蛋的蘆花雞，站在臘月的寒風裡。風吹著她單薄的棉襖，吹著她皸裂的臉頰，整個人像是被凍住了一樣。
她忽然想起來，她嫁過來那年也是臘月。那天下著大雪，她穿著紅棉襖，坐在牛車上，晃晃悠悠地進了這個村。那時候她才二十歲，雖然也知道這樁婚事是用一萬二的彩禮換來的，但她心裡還是存著一點念想——
隻要她勤快，隻要她聽話，日子總能好過的。
八年了。她勤快了八年，聽話了八年，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是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換來的是冬天光著腳踩冰碴子，換來的是被板凳砸斷的肋骨，換來的是“不下蛋的母雞”這個稱呼。
“翠花！你抓個雞是要抓到過年嗎？”張桂蘭的聲音從屋裡炸出來。
翠花回過神來，抱著雞往外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她腳下踩到一塊冰，身子一歪，蘆花雞撲棱著翅膀飛了出去。翠花想抓住它，腳下一滑，整個人摔在地上，手裡端著的那個碗——就是她剛纔喝糊糊的那個粗瓷碗——“哐當”一聲摔碎了。
碎片濺了一地。
聲音不大，可在那個安靜的早晨，每個碎片落地的聲音都像針一樣紮進耳朵裡。
屋裡安靜了一瞬。
然後，張桂蘭的聲音像炮仗一樣炸開了：“你個掃把星！你個敗家精！那碗纔買了幾天？你摔了幾個了？你上輩子是摔碗的托生的？”
張桂蘭衝出屋來，指著翠花的鼻子罵。唾沫星子噴在她臉上，翠花低著頭跪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撿碎片。手指被碎片劃破了，血珠滲出來，和地上的泥水混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一個碗多少錢？兩塊錢！兩塊錢夠買三斤棒子麪！你一天到晚啥也不乾，就會摔碗！”張桂蘭的聲音越來越大，“我說你兩句你還摔碗，你是不是不服？你是不是想翻天？”
“媽，我不是故意的……”翠花的聲音很小，小得像是從喉嚨縫裡擠出來的。
“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摔碗，要是故意的你是不是要把房子點了？”張桂蘭扭頭朝屋裡喊，“大力！大力你給我出來！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婦，會乾啥？飯做不好，豬喂不好，碗倒摔得好！連個蛋都不會下，養隻母雞還能吃個蛋呢，養她頂個屁用！”
王大力從屋裡走出來，昨晚的酒勁還冇過，眼睛紅紅的，臉色鐵青。他走到翠花麵前，居高臨下地看著跪在地上的她。
翠花不敢抬頭。她盯著地上的碎片和血珠，身子微微發抖。
“你摔碗？”王大力的聲音很沉，沉得讓人心慌。
“我冇有……是不小心的……”
王大力冇等她說完，一腳踹在她肩膀上。
翠花整個人朝後翻過去，後腦勺磕在地上，“嗡”的一聲，眼前一片發黑。她聽見張桂蘭在說“活該”，聽見王大力說“一天到晚惹老子生氣”，然後聽見他們的腳步聲回了屋。
她就那麼躺在地上，躺在摔碎的粗瓷碗和泥水裡，躺在臘月的寒風裡。
後腦勺疼得厲害，肩膀也疼，手指還在流血。她盯著灰濛濛的天，天上連一片雲都冇有，像一塊臟兮兮的抹布蓋在那裡。
一隻螞蟻從她麵前爬過。螞蟻很小，小到一陣風就能吹跑，但它還在爬，不知道要爬到哪裡去。
翠花忽然想，螞蟻都知道往前走，她呢？
她在這條路上走了八年，越走越窄，越走越黑，走到現在，連個落腳的地方都冇有。
她從地上慢慢爬起來，把碗的碎片攏到一起，用一片破布包好，放到院子角落的垃圾桶裡。然後她把手上的血在棉襖上擦了擦，去後院重新抓那隻蘆花雞。
蘆花雞已經回窩了，屁股底下又壓了一個蛋。
翠花看著那個蛋，看了很久。
她冇有去抓雞。
她轉身去灶房，把剩下的半鍋玉米糊糊盛到一個瓦罐裡，揣上兩個紅薯，裹上那條灰撲撲的頭巾，出了門。
她冇有去趕集。
她沿著村口那條土路一直走，一直走，走出了村。
路兩邊是光禿禿的田地，玉米茬子像刀子一樣豎在地裡。遠處是灰濛濛的山，山上什麼都冇有。風很大，吹得她頭巾獵獵作響。
翠花不知道自已要走到哪裡去。她隻是不想在那個院子裡多待一秒鐘。
走到村口老槐樹下的時候，她停下來，回頭看了一下來路。村子還在那裡，灰撲撲的土牆，矮趴趴的屋頂，像一堆破爛堆在那裡。
她忽然想起來，八年前她就是坐著一輛牛車，從這條路進村的。那天她穿著紅棉襖，頭上戴著紅頭巾，手裡攥著一把瓜子。村裡的孩子追著牛車跑，喊“新媳婦來咯，新媳婦來咯”。
那時候她才二十歲，還不知道接下來等待她的是什麼。
翠花轉過身，繼續往前走。
瓦罐裡的玉米糊糊已經涼了，她端起來喝了一口，涼的，甜的。她又咬了一口紅薯，涼的，也是甜的。
走著走著，她忽然站住了。
因為她想起來了——今天是臘月十九，是她二十八歲的生日。
冇人記得。連她自已都差點忘了。
翠花站在空蕩蕩的土路上，眼淚終於掉了下來。
她冇有哭出聲。她不敢哭出聲。在那個家裡，連哭都是不被允許的——張桂蘭說過，哭喪個臉給誰看，家裡又冇死人。
所以她學會了無聲地哭。眼淚從眼眶裡湧出來，順著臉頰流下去，流過那些皸裂的口子，火辣辣地疼。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的血和泥蹭了一臉。
遠處傳來汽車喇叭聲。
一輛破舊的中巴車從土路上顛簸著開過來，車身噴著白漆，漆麵脫落了一大片，露出下麵生鏽的鐵皮。擋風玻璃上貼著一個紙牌，上麵用紅漆寫著“縣城”。
翠花看著那輛車，站了很久。
車門“吱呀”一聲開了，司機探出頭來：“走不走？”
翠花冇動。
“不走彆擋道啊！”司機不耐煩地按喇叭。
翠花忽然像是被驚醒了一樣，她扭頭又看了一眼村子的方向，然後又轉回來，看著那輛破舊的中巴車。
她攥緊了手裡的瓦罐。
“走。”
翠花上了車。車上的座位破破爛爛的，坐墊裡的海綿都露出來了。她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瓦罐放在膝蓋上，紅薯揣在懷裡。
車上冇幾個人，一個裹著花頭巾的老太太，一個抱著孩子的年輕女人，還有一個穿軍大衣的老頭。冇人注意她，冇人問她要去哪裡，冇人問她為什麼大早上一個人出來。
中巴車搖搖晃晃地開走了，揚起一路黃土。
翠花透過落滿灰塵的車窗往外看，村子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一個小小的灰點，消失在地平線上。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隻蘆花雞，今天下的那個蛋，她冇拿走。
她把它留在雞窩裡了。
雞蛋還在。雞還在。那個家還在。
但她走了。
翠花把臉貼在冰涼的玻璃上，閉上眼睛。
瓦罐裡的玉米糊糊灑出來一些，洇濕了她的棉襖。紅薯還揣在懷裡，溫溫的，像是她身上唯一還活著的東西。
中巴車在土路上顛簸著，“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像她來的時候坐的那輛牛車。
八年前她坐牛車來，帶著一個紅箱子，箱子裡是她娘給她做的兩床棉被和一身新衣裳。
今天她坐中巴車走，帶著半瓦罐玉米糊糊和兩個紅薯。
她冇有帶棉被，也冇有帶新衣裳。
但她帶走了自已。
窗外的風呼呼地吹，吹得車窗哐啷哐啷響。
翠花睜開眼睛，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田野、樹木、土牆、電線杆。
她忽然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從她身體裡活過來了。
很小很小，像那隻螞蟻一樣小。
但它活著。
列位看官，這翠花坐著中巴車去了縣城，她不知道縣城裡有什麼在等著她。她不知道什麼叫“越澤餐飲”，不知道什麼叫“菜品研發”，不知道這世上有一種叫沈越澤的人，會因為她做的紅燒肉而記住她。
她隻知道一件事——她得活下去。
可活下去這三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個二十八歲的農村女人，身上隻有一百多塊錢，冇有手藝，冇有文化，在這個世道上，能怎麼活？
咱們下回再說。
（欲知翠花如何在縣城立足，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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