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消失的五年------------------------------------------。。不是丟失，不是損毀，而是從物證庫裡被堂堂正正地調走了——調閱人是陳國棟本人，調閱時間是1990年3月12日。那個日期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五年，久到物證庫的保管員換了三茬，久到當年的調閱登記本都已經泛黃髮脆。。，手裡還拿著那個黃色檔案袋，臉上的表情從驚駭慢慢變成了擔憂。他跟隨陳國棟六年了，從來冇見過這個老刑警露出過今天這樣的神情——不是憤怒，不是緊張，而是一種更讓人不安的東西。。，對自己五年前做過的事情毫無印象。這不正常。“陳隊，”何勇走進辦公室，把檔案袋放在桌上，聲音壓得很低，“要不要去醫院看看？我不是說你腦子有問題，我是說——萬一有人冒用了你的簽名呢？”。他從口袋裡摸出煙，點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煙霧在兩人之間升騰起來，模糊了他的表情。“調閱記錄上除了簽名，還有什麼？”他終於開口了。“有。”何勇翻開檔案袋裡的影印件，“調閱理由寫的是‘案件複覈，證據比對’，批準人是當時的物證科主任老周。老周去年退休了，我上午給他打了電話，他說他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但他也說了，1990年那會兒他批過的調閱單太多，不可能每一件都記得。”“老周這個人怎麼樣？”陳國棟問。“老實人，乾了三十年物證管理，從來冇有出過差錯。”何勇頓了頓，“他不是那種會被人收買的人。”。他當然知道老周是什麼樣的人，他問這個問題不是為了得到答案，而是在給自己爭取思考的時間。。要麼是他自己調走了，然後因為某種原因忘記了；要麼是有人冒用了他的簽名，從物證庫裡取走了樣本。如果是後者，那這個人一定對物證庫的運作流程非常熟悉，知道什麼時候值班的人少，知道老周的簽字習慣，知道陳國棟的簽名長什麼樣。，這個人可能就在公安係統內部。
陳國棟把煙掐滅在已經滿出來的菸灰缸裡，站起身，走到窗邊。窗外港城的晨霧正在慢慢散去，遠處的海麵上出現了幾艘漁船的黑影。他的目光越過那些漁船，落在更遠的地方——那裡是老城區的方向，那片拆遷工地所在的位置。
“DNA比對的結果，除了劉局，還有誰知道？”他問。
“法醫老孫，我，還有技術科的小林。”何勇掰著手指頭數，“老孫做事穩妥，不會亂說。小林那邊我已經交代過了，讓他暫時保密。劉局那邊——”
“劉局那邊我來處理。”陳國棟打斷了他，“你現在去做兩件事。第一，去檔案科找老肖，調出趙誌成所有的審訊錄音帶，我要一份完整的拷貝。第二，去查林美珍的社會關係，重點查她有冇有兄弟姐妹，尤其是姐妹。”
“姐妹？”何勇愣了一下，“你是懷疑——”
“我什麼也不懷疑。”陳國棟轉過身來，目光平靜地看著他，“我隻是在排除可能性。”
何勇張了張嘴，把到了嘴邊的話嚥了回去。他點了點頭，轉身走了。
辦公室裡又隻剩下陳國棟一個人。
他從公文包裡拿出那盒錄像帶和那張照片，在桌上並排擺開。錄像帶黑色外殼上的白色標簽，照片背麵的鋼筆字，還有今天早上剛收到的那封信——那個印著繡球花的白色信封。
繡球花。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件他以為早就無關緊要的事。
1985年“繡匠案”第四名受害者——就是那個身上提取到未知DNA的受害者——被髮現的時候，她的右手掌心握著一朵花。一朵已經枯萎的繡球花。當時專案組的人討論過這朵花的意義，有人說可能是凶手留下的標記，有人說可能隻是巧合，因為發現屍體的地方附近就有一叢繡球花。後來趙誌成認了罪，這個細節就被淹冇在了卷宗裡，再冇有人提起過。
但現在，繡球花又出現了。
出現在一個信封的封口上。
這不是巧合。這是有人在告訴他：你忽略的東西，我替你記著。
陳國棟拿起電話，撥了檔案科老肖的號碼。電話響了好幾聲才接通，老肖沙啞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帶著一種被打擾的不耐煩。
“老肖，是我。趙誌成的審訊錄音帶，你找到了嗎？”
“找到了，在地下室最裡麵那排架子上，落了一層灰。”老肖說，“你要的拷貝我已經讓小何在做了，估計下午能好。不過有件事我得跟你說一下。”
“什麼事？”
“趙誌成的錄音帶一共有四十二盤，但我覈對了一下編號，少了兩盤。”
陳國棟的手指猛地攥緊了話筒。
“少了兩盤？哪兩盤？”
“1985年11月7日和11月8日的審訊記錄。那兩天的審訊是你親自做的，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當時是我做的錄音記錄。那兩盤帶子本來應該在第17號和第18號的位置上，但現在是空的。”
陳國棟閉上眼睛，努力回想1985年11月7日和8日那兩天發生了什麼。那兩天是趙誌成認罪的關鍵時刻——11月6日趙誌成還在否認一切，11月7日他突然開始交代作案細節，11月8日他完成了全部四起謀殺的口供。也就是說，那兩天是整起案件的轉折點。
而那兩天的錄音帶，消失了。
“老肖，那兩盤帶子最後一次被調閱是什麼時候？”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傳來翻動紙張的聲音。“我查一下借閱記錄……最後一次登記是在1990年3月12日，調閱人是——陳國棟。”
又是1990年3月12日。
同一天。同一個人。同一批物證。
陳國棟感覺自己的頭皮在發麻。五年前的那一天，他到底做了什麼？他為什麼會同時調閱趙誌成的DNA樣本和那兩盤關鍵的審訊錄音帶？他調走這些東西之後，又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他完全不記得這些事？
“老肖，你認識我多少年了？”
老肖似乎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有些意外，停頓了一下纔回答：“從1981年你調到刑偵隊開始，我就跟你共事了。十四年了。”
“十四年。”陳國棟重複了一遍這個數字，“那你覺得，我會不會在五年前的那天，從物證庫裡調走證據，然後把它們弄丟？”
這次老肖沉默的時間更長了。
“你不會。”老肖終於開口了，聲音比剛纔更沙啞，像是嗓子眼裡卡了什麼東西，“但那天之後冇多久，你請了一個月的假。你不記得了嗎？”
陳國棟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一個月的假。1990年3月之後。他不記得請過假，不記得為什麼請假，不記得那一個月裡他做了什麼、去了哪裡。
他的人生裡，有一個月是空白的。
“老肖，你還記得我為什麼請假嗎？”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歎息。那歎息很長，很重，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擠出來的。
“那時候你妻子剛去世不久，大家以為你是去處理喪事。但你回來之後，整個人變了很多。以前的你話多，愛開玩笑，從那天之後你就很少笑了。”老肖頓了頓，“你真的不記得了嗎？”
陳國棟握著話筒的手在微微發抖。
他記得妻子去世這件事。1990年2月，他的妻子趙素雲在一場車禍中喪生，肇事司機逃逸，至今冇有抓到。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時光，他當然記得。但他不記得自己在妻子去世後請過一個月的假，不記得自己去過哪裡、做過什麼。他記憶中的1990年3月是一個巨大的黑洞，他知道那個月存在，但他不知道那個月裡裝了什麼。
“謝謝你，老肖。”他掛了電話。
他坐在椅子上，雙手交握放在桌麵上，盯著桌上那盒錄像帶和那張照片。窗外的陽光越來越亮，霧氣已經完全散去了，但辦公室裡卻像籠罩著一層看不見的陰影。
他開始強迫自己去回憶。
1990年3月12日。那天他在做什麼？那天是星期幾？天氣怎麼樣？他穿了什麼衣服？吃了什麼？見了什麼人？
一片空白。
他隻記得那個月之前和之後的事情。2月，妻子出殯，他站在殯儀館的靈堂裡，看著黑白遺像上趙素雲微笑的臉，一滴眼淚都冇有流。3月，他想不起來。4月，他回到刑偵隊上班，所有人都用一種小心翼翼的目光看他，好像他是一個隨時會碎掉的瓷器。
那段空白的記憶裡，到底藏著什麼？
桌上的電話突然響了，把他從沉思中拽了出來。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是法醫老孫的號碼。
“陳隊，有件事我得跟你說一下。”老孫的聲音有些急促，完全不像他平時那種慢條斯理的風格，“我重新檢查了那具白骨，發現了一個之前冇注意到的東西。”
“什麼東西？”
“她的牙齒。我在做齒模比對的時候，發現她的上顎右側第二前磨牙做過根管治療，填充材料是磷酸鋅水門汀。這種材料在港城八十年代初期很常見，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被淘汰了。關鍵是，我在她的牙髓腔裡提取到了牙髓組織的殘留物。”
陳國棟皺了皺眉：“牙髓組織殘留物能說明什麼？”
“牙髓組織裡有DNA。如果這個人活著的時候做過根管治療，牙髓腔裡的組織在治療後就會被徹底清除，不會有殘留。除非——”老孫的聲音壓得更低了，“除非這個根管治療是在她死後做的。”
辦公室裡安靜了一瞬。陳國棟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一下一下，沉重而緩慢。
“你說什麼？”
“我說，這個人的牙齒，是在她死後被人做了根管治療。也就是說，有人在殺死她之後，往她的牙齒裡填充了某種東西。表麵上看是根管治療的材料，但實際上——”老孫停頓了一下，“我拆開那顆牙齒的時候，在填充物下麵發現了一個很小的空腔，空腔裡藏著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一顆膠囊。很小，大概隻有米粒大小，外殼是蠟質的，已經完全硬化了。我把膠囊打開，裡麵是一張捲起來的紙，紙已經變得很脆，但我用蒸汽熏軟了之後展開來看了一下。上麵寫著四個字。”
陳國棟的呼吸停住了。
“哪四個字？”
“陳國棟收。”
電話那頭傳來老孫急促的呼吸聲。辦公室裡日光燈管的嗡嗡聲突然變得震耳欲聾。陳國棟感覺自己的血液像是被什麼東西凍住了一樣，從指尖開始一點一點地變冷。
一顆藏在死者牙齒裡的膠囊。膠囊裡有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他的名字。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有人知道這具屍體會被挖出來，知道法醫會檢查她的牙齒，知道最終會有人打開那顆膠囊，看到那張紙條。這是一條穿越了十年的資訊，從過去寄到未來，收件人是他。
而且，隻有一種人會把資訊藏在死者的牙齒裡——一個對法醫學流程瞭如指掌的人。一個知道屍檢的時候法醫一定會檢查牙齒的人。一個知道磷酸鋅水門汀這種材料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會被淘汰、因此可以用來精確判斷死亡時間視窗的人。
一個同行。
“老孫，那顆膠囊和那張紙條，除了你還有誰看過？”
“冇有彆人。我發現的時候是中午，技術科的人都去吃飯了，我一個人在實驗室裡做的。我意識到不對勁之後，馬上把東西收起來了，誰也冇告訴。”
“做得好。”陳國棟的聲音很平靜，但他的腦子正在以從未有過的速度運轉著，“你現在在實驗室嗎？”
“在。”
“我馬上過去。在我到之前，不要讓任何人進入實驗室。”
掛了電話，陳國棟把桌上的錄像帶和照片收進公文包，快步走出辦公室。走廊裡遇到了正在往回走的何勇，何勇手裡拿著一遝影印紙，是趙誌成審訊錄音帶的目錄清單。
“陳隊，你去哪？”
“法醫實驗室。你跟我來。”
兩個人一前一後快步穿過走廊，下了樓梯，經過一樓大廳，拐進通往法醫樓的連廊。連廊很長，兩邊的窗戶都開著，穿堂風呼呼地吹，把何勇手裡的影印紙吹得嘩嘩作響。
“老孫在屍體上發現了新東西。”陳國棟邊走邊說，聲音被風吹得有些散，“一顆藏在牙齒裡的膠囊，裡麵有一張紙條，寫著我的名字。”
何勇的腳步猛地頓了一下，隨即又跟了上來。“什麼？”
“你聽清楚了。現在我需要你幫我做另一件事。”
“你說。”
“去查1990年3月，我到底做了什麼。”陳國棟停下腳步，轉過身看著何勇。連廊的穿堂風吹起他花白的頭髮，露出額頭上深如刀刻的皺紋。他的眼睛裡有一種何勇從未見過的光，不是憤怒，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近乎瘋狂的執拗。
“從3月1日到3月31日，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我見了什麼人，去了什麼地方，做了什麼。去查所有的記錄——電話記錄，行車記錄，住宿記錄，任何可能留下痕跡的東西。如果找不到官方記錄，就去找人。找所有在那段時間見過我的人，問他們我是什麼樣子，我說了什麼話，我看起來像什麼。”
何勇看著他，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麼，但最終隻是用力點了點頭。
“還有，”陳國棟轉過身，繼續往前走，“幫我約一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
“我想試試催眠。有些東西，我的腦子不肯告訴我，也許我的潛意識肯說。”
連廊儘頭是法醫樓的鐵門，陳國棟推門進去的時候，老孫已經站在實驗室門口等著了。他的白大褂上沾著一些暗褐色的痕跡，不知道是血跡還是彆的什麼東西。他的臉色很不好看，眼圈發黑，像是好幾天冇睡過覺——事實上他從屍體出土那天起就冇怎麼合過眼。
“進來。”老孫側身讓開門口，等兩人進去之後，反手把門鎖上了。
法醫實驗室不大，靠牆是一排不鏽鋼操作檯，檯麵上擺滿了各種儀器和試劑瓶。房間中央是一張解剖台，檯麵上鋪著藍色的一次性無紡布，那具白骨就擺放在上麵，在冷白色的燈光下顯得格外刺目。
老孫走到解剖台前，拿起一把小鑷子，從一個小玻璃瓶裡夾出一顆米粒大小的東西，舉到燈光下。那是一顆淡黃色的膠囊，表麵已經有些發暗，但整體儲存完好。
“就是這顆。”老孫把膠囊放回玻璃瓶，又從另一個瓶子裡取出一張薄如蟬翼的紙條，小心翼翼地展開，“紙條我處理過了，現在可以看了。”
陳國棟接過紙條。紙條很小，大概隻有兩厘米見方，邊緣參差不齊，像是從什麼東西上撕下來的。紙已經變得很脆，但在老孫的處理下勉強可以展開而不碎裂。紙條上用極其細小的字寫著四個字——
陳國棟收。
筆跡和錄像帶標簽上、照片背麵的那行字一模一樣。工整，均勻，冇有一絲多餘的顫抖。是同一個人寫的。
但這次，陳國棟注意到了一個之前冇有注意到的細節。
這個人的筆跡，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書寫習慣——“陳”字的右耳旁，最後一筆豎畫，在收筆的時候會微微向左傾斜。這不是一個常見的書寫習慣，而是一種肌肉記憶，一種很難刻意模仿的筆跡特征。
他見過這種筆跡。不是在這幾張紙上，而是在彆的地方。在很多年前。
在哪裡？
他閉上眼睛，在記憶的深海裡拚命打撈。畫麵像碎片一樣從眼前閃過——審訊室的燈光，案捲上密密麻麻的字跡，一份手寫的報告，一張填寫的表格。那些畫麵模糊、破碎、不完整，像隔著一層磨砂玻璃在看。
然後，一個畫麵突然清晰了起來。
1985年，專案組辦公室。桌上堆滿了檔案和照片，煙霧繚繞，每個人都在抽菸。他坐在桌前，手裡拿著一支鋼筆，在一份檔案上簽字。那份檔案是一份搜查令，申請搜查趙誌成住處的手續檔案。
檔案的申請人一欄，寫著一個名字。那個名字的筆跡，那個“陳”字的右耳旁，豎畫在收筆的時候微微向左傾斜。
那不是他寫的字。
那份搜查令的申請人，不是他。
那是誰？
陳國棟猛地睜開眼睛，把手裡的紙條舉到燈光下，死死地盯著那個“陳”字。右耳旁的豎畫，收筆處微微向左傾斜。
一模一樣。
“老孫，1985年‘繡匠案’專案組的所有手寫檔案，現在還有存檔嗎？”
老孫想了想：“大部分應該都在檔案科。當年的專案組檔案，除了上交省廳的那部分，其餘的都存放在檔案科的地下室裡，和老肖管的那些卷宗在一起。”
“我要調閱全部。”陳國棟把紙條小心地放回玻璃瓶，“尤其是那些不是正式檔案的手寫材料——便條，工作日誌，草稿，任何可能有手寫字跡的東西。”
老孫和何勇對視了一眼。何勇低聲問：“陳隊，你在找什麼？”
陳國棟冇有回答。他走到解剖台前，低頭看著那具白骨。白骨的顱骨在燈光下泛著象牙色的光澤，眼窩深深凹陷，像是在凝視著什麼。那雙手的指骨依然保持著蜷曲的姿勢，像是在向他訴說著什麼。
“我在找一個死人。”他輕聲說。
何勇愣住了：“什麼？”
陳國棟轉過身來，目光從何勇身上移到老孫身上，最後落在那顆淡黃色的膠囊上。
“我在找一個人。這個人，1985年就在‘繡匠案’專案組裡。他參與了案件的偵辦，甚至可能是核心成員。他比我更早接觸到現場的每一條線索，每一份證據。他有能力在死者牙齒裡藏一顆膠囊而不被任何人發現。他有能力在十年後，當我以為一切都結束了的時候，把錄像帶和照片寄到我手上。”
他的聲音很平靜，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在空氣裡。
“這個人，要麼是凶手。要麼，是和凶手有某種關係的人。”
“而這個人，從1985年開始，就一直在我身邊。”
實驗室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不鏽鋼操作檯上的儀器發出細微的嗡鳴聲，日光燈管裡的電流在無聲地流動。老孫和何勇都站在原地看著陳國棟，誰也冇有說話。
解剖台上的白骨靜靜地躺著，它空洞的眼窩似乎也在看著什麼。
陳國棟掏出煙，想點一根，手伸到一半又縮了回去。這裡是法醫實驗室，不允許抽菸。他把煙盒攥在手心裡，用力到指節發白。
“何勇，”他說，“你現在就去檔案科。把1985年‘繡匠案’專案組所有成員的名冊調出來，包括臨時抽調的人員、外聘的專家、做雜務的實習生。所有的人。”
“然後呢？”
“然後，”陳國棟把煙盒塞回口袋，“對照這份名冊，查一下這些人裡麵，誰在1990年3月前後行為異常。誰請了長假，誰調了崗，誰突然離開了港城，誰——死了。”
“死了？”何勇的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半度。
“如果一個人知道太多不該知道的事情，有人會希望他永遠閉嘴。”陳國棟走到窗邊，推開窗戶。法醫樓外麵是一條窄巷子，巷子對麵是老城區殘存的幾棟樓房，灰撲撲的外牆上爬滿了枯藤。他盯著那些枯藤看了幾秒鐘，忽然說了一句讓何勇和老孫都冇聽懂的話。
“你們有冇有想過，為什麼是現在？”
“什麼意思？”老孫問。
“那具屍體埋了十年。十年前，老城區還是住滿人的居民區，不可能大規模開挖。十年後，老城區拆遷，工地一挖就挖到了她。這不是巧合。寄錄像帶和照片的人，知道老城區會拆遷，知道屍體會被挖出來。他等這一天等了十年。”
陳國棟轉過身來，背對著窗戶，陽光從他身後照進來，把他的臉籠罩在一片陰影之中。
“十年前，他就在計劃今天。他算準了一切——拆遷的時間，屍體的位置，法醫會檢查牙齒，我會看到紙條。他甚至算準了我會怎麼想，會怎麼做，會走到哪一步。”
他的聲音在最後幾個字上出現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這個人，比我自己還要瞭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