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嶽川品大學中庸 後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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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宇宙永恒麵前，人生短暫到隻在“呼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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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去昧化”由無數個短暫構成。珍惜每個稍縱即逝的啟迪，積澱每一美好短暫的體驗，終能走近大智慧大光明。
有人說國學冇有什麼用。其實國學是人生的指南，經典是大國的命脈！國學啟迪個體生命在短暫中去充實完美獲得價值實現。《黃帝內經》《尚書》言之鑿鑿人能夠活兩個花甲：天年——百歲或百二十歲。
(201)
天年的含義即先天賦予的壽命限度。今人卻活不到，為什麼？“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天”字上麵的橫是平的，當人違背自然，隨心所欲消費生命消耗正能量使得生命天平傾斜。當“天”上麵的橫不平時，這個字變成“夭”。“夭”後麵是“折”——“夭折”。國學讓我們瞬間感悟：生命的意義不完全在於自然生命的延續，更重要在於生命意義的充盈，在於生命力的高漲迸髮狀態，與永恒生命力溝通的時刻恰恰是人生啟迪靈光一閃之中，在那些醍醐灌頂的生命忘我陶醉的瞬間。
國學會讓我們進入經、史、子、集各個方麵，通過“三省吾身”發現人生短板而不斷修為，讓自己碎片化的知識逐漸整合成完整的知識體，於是，人的世界觀、方法論、看世界的眼光都變了，一覽眾山小！可見國學無用有大用。國學不能使人發橫財，不能使人擁有豪宅名車。但國學讓人知道世界大道的規律，知道自己心靈的迷失和拯救之途，知道自己短暫一生應該賦予怎樣的人生價值。
我意識到，走進國學經典的路程是艱難的，因為以文化個體的眼光確立經典確乎帶有文化層麵的冒險性。中國文化不應再亦步亦趨地追逐西方潮流，我們必須冷靜思考人類的未來是否可以將東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誤讀發現差異性文化之間相似性。
法國著名思想家於連教授曾經向中國知識界發出呼籲，希望中國知識分子迎接新世紀的挑戰：“在世紀轉折之際，中國知識界要做的應該是站在中西交彙的高度，用中國概念重新詮釋中國思想傳統。如果不做這一工作，21世紀中國思想傳統將為西方概念所淹冇，成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冇有人的主動爭取，這樣一個階段是不會自動到來的。中國人被動接受西方思想並向西方傳播自己的思想經曆了一個世紀，這個曆史時期現在應該可以結束了。”
因此，中國需要重新認識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識到中國不應該滿足於人類物質生產加工廠的地位，也不應該僅僅重視物質生活的提升。而是通過個體的經典品讀和國學修為，促使民族文化逐漸走向自覺自信從容高邁，不再渴望中國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國文化與西方優秀文化在差異性文化中互補中，提升人類內在心靈境界。使得東方國學智慧：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天下為公，自強不息，以德治國、以文化人、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成為人類的共同智慧！中國精神現代化應該全民展開，為人類帶來更多的精神價值財富。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本民族高度向人類共同高度出發，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拿來到輸出的轉型中不斷自主創新，從而使中國思想成為人類思想的核心價值之一！
大道至簡！真正的寫作是用命在寫，所謂著作等身是極強的自律下對真理的不懈探索。隻有少數人明白人生短暫，纔會通過寫作證明生命的有效存在。大學者都在大學裡深藏不露，潛心學問，著作等身，他們纔是中國脊梁！時代反理論、淡化理論，輕視大道甚囂塵上，重視精緻的利己主義的各種“戲說”使得經典降為消費品。我們隻能儘力堅守靜穆的學術高地，疾風勁草，不為話語權的短視而影響自己的長遠學術計劃。因而，我在講演並寫作本書時懷有一種學術莊嚴感，使我對經典的闡釋取捨成為一種披沙揀金式的選擇，即不斷地淘汰那些曆史侷限性的材料，而以不間斷地“做減法”來保留那些最寶貴的思想資源，從而使與大賢大哲對話本身構成了一種精神高度，並希冀這種對話高度成為21世紀國學經典闡釋的內在訴求。
在我看來，做學問冇有古尊今卑之分，也冇有先人聖賢後人平庸之說。而是“黃泉路上無老少，學問途中無先後”。重要的是在滾滾紅塵中童心尚存。做學問貴在“悟”，苦讀數載，往往是一念之間的開悟，能將人引領到一個融會貫通的新境界，有人窮經皓首也許都等不來這種靈光閃現，有人尚在少年也許卻早已經心得頗深。造化深不可測！
宇宙是複數，有十萬個宇宙。麵對此浩瀚的時空大限，我們的太陽係隻是十萬宇宙中的一粒灰塵，而我們的每個個體隻是滄海一粟。冇有人能夠阻擋鬥轉星移的歲月變遷，我們微渺如塵埃的生命又能做些什麼？至於寫下的文字更是在茫茫太空中縹緲若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往往讓我們不堪其重，寫作的意義的失落仍然需要重新尋繹。我們隻能順應這生命的洪流，儘己所能為推進這潮流的前行做些事情。如果能在入世之中時常懷抱著旁觀者的清醒和超脫，再以更加執著的精神入世，順應大化，也就是所謂的大智慧了。
王嶽川2021年6月8日於北京大學
(1)這是1998年在國外大學給外國學生開設的《中國國學細讀〈論語〉》的文稿。
(2)清代經學大師皮錫瑞稱孔子為“玄聖”，參皮錫瑞著：《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又見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52)如：“必也聖乎”。載《論語·雍也》。
(53)如：“夫子聖者與，固天縱之將聖”。載《論語·子罕》。
(54)《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55)王國維著：《觀堂集林·釋禮》，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製度、禮儀教化遭受破壞，社會秩序、道德規範混亂，‘“禮失而求諸野”（《漢書·藝文誌》：“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即社會禮儀和規矩散失則可以到民間中尋求等，皆表明人類社會的行為規範和共處關係秩序的重要性。
(61)孫隆基關於“仁”作為“二人關係”的解釋，值得重視。參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西安：華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62)劉翔認為：“仁”字本意是“心中想著人的身體”，與“愛”字造字本義相近似。參劉翔著：《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是翻譯日本人的文章。在筆者看來，這篇刊於《教育世界》（，發表時在刊物目錄上署名王國維，但是正文中冇有署名，當是王國維根據日本人文章加以編譯而成。從這段話的語氣“觀我孔子之學說”看，不能否認其中仍能看到王國維對孔子的思想的理解和闡釋。
(134)當然，凡事都有例外，對孔子“君子”說持批評態度的傅斯年就認為：“孔子不見得是純粹的這麼一個君子，大約隻是半個君子而半個另是彆的。孔子也罵君子，是你（顧頡剛）也舉的。《論語》上有好些話出於君子之外。”傅斯年：《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週刊》有韻。《老子》書文與此二條件皆相符合，則非戰國後期之作品易明也。”引自張揚明：《老子考證》，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版，前後無篇名，而帛書乙本已於篇末題有“德”“道”二字，但並未稱為經。
(187)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論範疇要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也申述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可以說，老子的守中尚中思想，強調心境的中和平衡，與儒家的中庸思想（不偏不倚）有可相比較之處。
(190)錢鍾書：《管錐編》（經》：“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未知道。’複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複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201)《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儘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為壽。”《養生論》記載：“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老子》：“人生大期，以百二十為度。”《左傳》：“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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