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副總，同誌們，”蘇永強的聲音帶著一種刻意放緩的、沉痛的節奏，透出與年齡和地位不相稱的虛弱，“南樂發生這樣的惡**件，釀成如此慘痛的悲劇，作為省委班長，我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在積蓄力量，也像是在等待這番話在每個人心中沉澱。
“首先，是我駕馭全域性的能力不足，對省內一些深層次矛盾和風險的嚴峻性、複雜性，估計不足，判斷失誤。尤其是在離開北川，去京都看病期間，沒能更好地統籌好班子的力量，沒能及時發現並糾正工作中出現的偏差。”
他這番話，看似把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姿態低到了塵埃裡，卻巧妙地將“班子力量”“工作偏差”這些模糊的概念點了出來。
接著，他話鋒極其細微地一轉，像是無意間的補充，“我承認，我年紀大了，精力不濟，思想上也有些求穩怕亂，總想著‘穩定壓倒一切’，希望能用更溫和、更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解決北川積累下來的問題。對於一些……嗯……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思路和力度較大的政策調整，雖然在原則上支援，但在具體落實的節奏和力度的把握上，可能……沒能很好地結合我們北川發展階段和基層的實際承受能力。”
他始終沒有提鄭國濤的名字，但“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思路”“力度較大的政策調整”“沒能結合北川實際”，這幾個片語像幾根無形的針，輕輕地、卻精準地紮向了坐在他旁邊的鄭國濤。
蘇永強最後長長地嘆了口氣，疲憊地說：“說到底，還是我的工作沒做好，辜負了組織的信任，也給高副總您添了麻煩。我接受組織的一切批評和處理。”
他把“球”踢了出去，用的是一種近乎自殘的方式。他用自己的“老邁”和“求穩”作為盾牌，將“激進”與“脫離實際”的標籤，穩穩地貼在了鄭國濤主導的政策上。
這番以退為進，堪稱老辣。
輪到鄭國濤了。他感覺喉嚨有些發乾，會議室空調的溫度似乎開得太低，讓他後背泛起一絲寒意。
他深吸了一口氣，努力讓聲音保持平穩，但仔細聽，仍能察覺到一絲不易察覺的微顫。
“高副總，永強書記，南樂事件，教訓極其深刻，令人痛心。作為省長，我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特別是在關停小煤礦、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的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我們省政府層麵，可能……存在急於求成、工作方式簡單化的問題。
對政策落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連鎖反應和風險，預估不足，預案不充分，對基層幹部和群眾麵臨的現實困難，體察不夠深入，關懷不夠到位。”
鄭國濤承認了“執行”層麵的問題，這是無法迴避的。
緊接著，他話鋒一轉，語氣雖然依舊沉重，卻帶著一種執拗：“但是，高副總，我認為，北川資源型城市轉型、淘汰落後產能、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這個大方向，是沒有錯的！這是符合國家戰略導向，也是北川長遠發展的唯一出路。也是和步雲同誌之前推進的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綠色發展一脈相承的。但是改革的陣痛……確實是不可避免的。”
他似乎想引用一些資料和理論來支撐自己的觀點，但看到高隆那深邃得不見底的目光，最終還是把那些話嚥了回去，隻是強調：“我們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和個別的極端事件，就動搖轉型的決心，就否定規範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因噎廢食，隻會讓北川失去未來的機遇。”
他的這番話，在理論上無懈可擊，但在剛剛發生過滅門慘案、輿論滔天的當下，卻顯得格外蒼白，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他像是在對一個隻需要邏輯和資料的學術委員會做報告，而不是在向一個需要立刻平息事端、安撫民心的上級領導做檢討。
胡步雲恨不得把一杯茶潑到鄭國濤臉上去，尼瑪這時候你提我幹啥，把我繞進去幹啥。尼瑪我的經濟轉型、綠色發展，和你不顧實際、罔顧民生，在規則的外衣包裝下大行形式主義是一回事嗎？我是人治法治相結合，具體情況具體處理，一切基於北川的實際、基於北川的高質量改革發展好嗎？
你特麼的怎麼就和我一脈相承了？
難道你捅這麼大婁子還得我來背鍋？你這想法也太小兒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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