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三月，東京的雨開始多了起來。不是那種傾盆的暴雨，是綿密的、細碎的、一下就是一整天的雨，像有人在天上不停地篩麵粉。雨水把霓虹燈的光暈成模糊的一團，紅色藍色綠色混在一起，在濕漉漉的柏油路麵上鋪開一層油彩似的薄膜。整條歌舞伎町倒映在地麵的積水裏，變成一座顛倒的城市——霓虹往下長，行人往上走，真實和虛幻在水平麵上恰好相接。
陸川撐著一把舊傘，站在新宿三丁目一條窄巷的入口處，對著手裏的紙條確認地址。紙條是關爺給的，用的是那種粗糙的和紙，摺痕很深，邊緣已經磨出了毛邊。上麵隻寫了幾個字——“望道居，三丁目橫丁，紅色燈籠”。字跡是毛筆寫的，筆畫很重，每一筆收鋒的時候都有一個明顯的頓點，像寫字的人習慣在每句話的末尾用力。
三丁目橫丁是新宿最老的一片小巷。明治時代這裏是一條花街，大正年間改成了餐飲街，昭和二十年被美軍的***夷為平地，戰後用廢木料和鐵皮重新搭了起來。現在這些木造建築已經歪歪斜斜地站了四十年，外牆上的灰泥剝落得斑斑駁駁，露出裏麵發黑的木板。每家店的門口都掛著一盞燈籠，有的是紅色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寫著店名的長條燈籠。巷子窄得隻能並排走兩個人，頭頂的電線像蜘蛛網一樣橫七豎八，把天空切成不規則的碎塊。雨滴順著電線的弧度匯聚成水珠，一滴一滴地落在行人的傘麵上。
陸川收了傘，側身擠進巷子。他的帆布鞋踩在濕漉漉的石板路上，發出輕微的吱嘎聲。石板之間的縫隙裏長著青苔，墨綠色的，被雨水泡得發亮。兩邊店鋪的屋簷太低，雨水順著瓦片的邊緣往下淌，像一道道透明的簾子。有家居酒屋的排煙口正在往外吐蒸汽，帶著烤雞肉串的焦香和醬汁的甜味，混進雨水的氣味裏。穿著西裝的男人掀開門簾出來，領帶歪在一邊，對裏麵的人鞠了個躬，然後歪歪扭扭地走進雨裏。他踩到一個水坑，濺了自己一褲腿，但他已經醉得沒感覺了，繼續歪歪扭扭地往前走。
巷子盡頭，一盞紅色燈籠在雨中微微搖晃。
燈籠很大，比這條巷子裏任何一家店的燈籠都大，糊的是傳統的紅油紙，紙麵上用墨筆寫了三個繁體漢字——“望道居”。字型端正厚重，橫平豎直，沒有花哨的連筆，每一個字都像一塊方方正正的磚頭。字跡被雨水洇濕了邊緣，墨色微微暈開，反而顯得更沉了。燈籠掛在一根伸出門楣的木杆上，木杆用鐵絲纏了三四圈固定，鐵絲上生著鏽。風一吹，燈籠就輕輕擺動，燈光在濕漉漉的石板路上晃出一圈又一圈的紅影。
門是木門，老式的推拉門，門框上貼著去年過年時的對聯，紅紙已經褪成粉色，字跡模糊但還能辨認——“客從故鄉來，飯是家裏味”。橫批被撕掉了一半，隻剩一個“歸”字。
陸川在門口站了片刻。他把傘收好，抖掉上麵的雨水，靠在門框邊上。然後整了整衣領——衣服是幹淨的，不是工地上的工裝，是阿繡用他唯一一塊好布料給他做的一件深灰色中山裝。阿繡說這顏色耐髒，穿三年不用洗。陸川說那也得洗。阿繡說洗了會縮水。陸川就不再爭論了。他拉了拉袖口，確保釦子都扣好，然後推開了門。
門推開的一瞬間，一股熱氣撲麵而來。
不是暖氣，是蒸汽。廚房裏的蒸汽，混著麵湯的香氣、蔥花的辛辣、醬油的鹹鮮、八角的濃烈。這些氣味攪在一起，像一鍋熬了很長時間的高湯，把所有東西都燉化了，隻剩下最濃稠的部分。店不大，大概四十平米，擺了六張方桌，每張桌子配四把木椅。椅子是老式的靠背椅，扶手上的漆已經磨光了，露出光滑的木紋。牆邊立著一個老式碗櫃，玻璃門上貼著幾張手寫的選單，菜名是用粉筆寫的，好幾個已經蹭花了。廚房和餐廳之間沒有牆，隻有一個半人高的木櫃台，櫃台上擺著幾個大瓷碗和一排調料瓶。廚房裏，一個瘦高的身影正在灶台前忙碌。
那人背對著門口，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肩膀微微前傾，兩手各拿一把菜刀。左邊的刀在砧板上切蔥花，動作快得幾乎看不清刀身的軌跡，隻能看到刀刃起落之間蔥花自動排成了一條直線。右邊的刀正在翻鍋，手腕一抖，鍋裏的菜淩空翻了個麵，落迴鍋裏的時候濺起一簇油星。灶台上同時燒著三口鍋——一口炒菜，一口燉湯，一口蒸著饅頭。蒸籠裏的熱氣升騰而起，在頭頂的橫梁上凝成水珠，然後滴下來落在灶台上，發出“嗤嗤”的聲音。
“關門。雨進來了。”那人沒迴頭，聲音從廚房裏傳出來，不高，但很清楚。
陸川把身後的門拉上。門板在軌道上發出刺耳的嘎吱聲。
“坐。馬上好。”
陸川找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桌上鋪著一塊白桌布，布麵上有一塊淡黃色的汙漬，像是醬油滴上去之後洗了很多次但沒完全洗掉。桌角放著一個醋瓶和一個辣椒罐，都是最普通的那種，和整條歌舞伎町的酒肆沒什麽區別。窗台上放著一盆不知名的綠色植物，葉子很肥厚，邊緣有些發黃。窗外就是那條窄巷，透過雨幕能看到對麵的居酒屋門口，那個喝醉的上班族正被同事扶進計程車。
阿龍、阿虎、鍾亦鳴、海生、阿繡和其他人陸續進來了。他們都是被陸川叫來的，有人剛下工，臉上還帶著沒洗幹淨的水泥灰；有人換了衣服——但也就是從一件舊衣服換成另一件舊衣服。十四個人很快把六張桌子坐滿了。
廚房裏的鍋鏟聲停了。那人把三口鍋的火同時關掉，放下菜刀，在圍裙上擦了擦手，然後轉過身來。
老陳。
他比陸川想象的要老一些。花白短發，剪得很短，發際線退到了頭頂。臉很瘦，顴骨突出，眼窩深陷，但眼睛很亮——是那種看過了太多事情之後反而變得很幹淨的目光。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手背上的麵板粗糙得像老樹皮，手指關節粗大變形，指腹布滿了老繭和舊傷疤。那不是握菜刀的繭，那是握鐵鍬、鎬頭、礦石的繭。右手中指少了一截——從第二關節以上全沒了，斷麵很平整，像是被什麽鋒利的東西一刀切掉。
他端著一個大托盤走出來。托盤上是十四個大瓷碗，每個碗裏盛著滿滿一碗麵。麵條很粗，筋道，湯底是乳白色的骨湯，上麵鋪著兩片厚切叉燒、半個溏心蛋、一撮蔥花和幾片筍幹。他把碗一碗一碗地放在每個人麵前，動作不快但很穩，一滴湯都沒有灑。放到阿繡麵前的時候，他多停了一瞬，掃了一眼阿繡手指上的針繭，又看了看他領口那排比機器還整齊的針腳。然後他迴廚房，端了一小碟鹵牛腱放在阿繡手邊，什麽都沒說。
“吃。”老陳在陸川對麵坐下，端著自己的那碗麵，“吃了這碗麵，你們就是在日本紮下根的人了。”
陸川低頭看著麵前那碗麵。湯麵上浮著一層薄薄的油花，熱氣升騰起來，把他的視野模糊了一瞬。他想起兩個多月前在大連港，底艙裏的稻草混著海水的腥味，阿龍分給他的那個硬得像石頭的饅頭。想起在冷凍車裏凍得發抖的時候，阿繡抱著那個帆布包袱，手指凍得發白還在縫褲襠上那道開線的口子。想起工地上的冷飯團和梅子幹。想起六疊公寓裏的第一頓早飯——便利店的便當，涼的，他吃了一半留給還在睡覺的海生。
他拿起筷子，夾起一箸麵，送進嘴裏。麵條很燙，很筋道，骨湯的鮮味在舌根上炸開。他慢慢地嚼著，把每一口都咽幹淨。十四個人埋頭吃麵，沒有人說話。筷子碰到碗沿的聲響此起彼伏。阿虎吃得最快，三口扒完麵，端起碗把湯喝了個底朝天，然後用袖子擦嘴，大聲說：“這麵比我媽做的還好吃！”阿龍用筷子敲了他腦門一下，說：“你媽又沒做過麵，咱家吃米。”阿虎揉著腦門說：“所以我媽做的麵不好吃，不對——我媽沒做過麵——反正這麵好吃。”角落裏有人悶笑。
老陳看著他們，點了一根煙。
“你們來的時候，趕上了好時候。”他吐出一口煙，煙霧在暖黃色的燈光下緩緩上升，“現在日本到處是錢。我在這條街上站了四十年，從沒見過這麽多錢。東京的地價漲得快比紐約還貴了，銀座那邊一塊方寸之地，能換富士山腳下整片林子的錢。”
他看著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燈影，把煙灰彈進桌上的瓷煙灰缸裏。
“但錢來得太容易的時候，人就會忘記自己是誰。你們記住我今天說的話——這是最危險的時候。”
窗外有汽車駛過，輪胎碾過積水的路麵，濺起一陣水花。水花拍在望道居的木門上，發出輕微的聲響。
老陳沒有在吃完麵之後講自己的故事。他先站了起來，走到牆邊的碗櫃前麵。碗櫃最上層放著一個相框，相框裏的照片是黑白的，已經泛黃了，邊角有些捲曲，像是被水泡過又曬幹了。照片上是一群穿著破舊棉襖的年輕人，站在一片雪地裏，身後是一排低矮的木棚。他們的臉很年輕，眼神裏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希望，是比希望更硬的東西。那種眼神隻有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人才會有。
老陳把相框拿下來，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
“這張照片，”他說，“是昭和二十一年拍的。一九四六年。北海道，美唄煤礦。”
他把相框放在桌上。十四雙眼睛都看著那張照片。
“那年我十七歲。旁邊這幾個，是我同村的。我們都是山東濰坊人。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在山東抓勞工，把我們村十八個年輕人全抓了。用火車運到青島，再用船運到門司港。一路上死了兩個——不是被打死的，是凍死的。船上是十二月，零下十幾度，我們穿著單衣擠在船艙裏，天亮的時候發現旁邊的人不動了，一摸，已經硬了。”
阿虎放下了手裏的筷子。阿龍默默地把自己那碗還沒喝完的麵湯推到一邊。
“到了日本，被送到北海道挖煤。美唄煤礦。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十度，雪大到能把人埋了。我們住在木板搭的棚子裏，四麵漏風，早上起來被子上一層霜。每天下井十二個小時，蹲在坑道裏用鐵鎬刨煤。坑道矮得隻能跪著，膝蓋磨爛了，化膿了，第二天還得繼續跪下去。吃的是一天兩個拳頭大的窩頭，喝的是井下水——那水是煤渣泡過的，喝到肚子裏像喝砂紙。”
他把右手舉起來，讓大家看那根缺了一截的中指。
“這是塌方的時候被石頭砸斷的。當時沒有醫生，礦上的日本人說——手指斷了就斷了，又不是腿。一個同鄉用縫衣服的針和線給我縫了傷口。沒有麻藥。我咬著一條毛巾，把毛巾咬穿了。”
他把手收迴去，擱在膝蓋上。
“昭和二十年，日本投降。礦上的日本人都跑了。我們從北海道徒步往南走，想去東京。為什麽去東京？因為聽說東京有中國人——有戰前來的留學生、有被抓來的勞工、有隨軍家屬。我們覺得找到了同胞就能找到活路。從北海道走到東京，走了一百天。沒有吃的，就啃樹皮、挖野菜、撿美軍的垃圾堆。同村十八個人，走到東京的時候還剩九個。”
桌子周圍一片沉默。連阿虎都屏住了呼吸。
“到了東京才發現——同胞也活不下去。戰後的日本一片廢墟，到處都是流浪漢。我們幾個人在池袋搭了個棚子住，靠在黑市上幫人搬貨為生。後來攢了點錢，開了這個麵館。那是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這館子開了三十年了。”
他把煙掐滅在煙灰缸裏。煙灰缸裏的煙頭堆成一座小山，新舊疊著，最上麵的還冒著青煙。
“你們來的時候好。”他又重複了一遍這句話，但這次語氣不一樣了，“日本現在是有錢。但你們記住——這錢，來得快，去得更快。”
陸川放下筷子。
“為什麽？”
“因為這是借來的繁榮。地價為什麽漲？因為銀行在放水。銀行的錢哪來的？是政府印的。政府為什麽印？因為美國人逼著日元升值，日本的產品賣不出去了，政府隻好印錢刺激內需。印出來的錢全流進了股市和地產。所有人都在投機——買一塊地，三個月翻一倍。這種錢，能長久嗎？”
沒有人迴答。
“你們現在一個月掙多少錢？”老陳問。
“在工地，一天一萬八。”阿龍說。
“一萬八。一個中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在日本是一天的工資。你們覺得多嗎？多。但這不是因為你們值這個錢——是因為日本的泡沫需要人手。工地缺人，賭場缺人，碼頭缺人。等泡沫破了，你們還值不值這個錢？到那一天，有多少中國人會死在這條街上？”
窗外有救護車駛過，警笛聲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最後消失在雨幕裏。
“死？”阿虎的聲音有些發緊。
“死。”老陳看著他，“泡沫破裂的時候，最先死的是最底層的人。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韓國人、菲律賓人。因為你們沒有身份、沒有存款、沒有保障。工地不招了，你們就沒飯吃。沒飯吃，就得去偷、去搶、去借高利貸。借了還不上，要麽被砍死，要麽死在街頭。這條路，我看了四十年，每一批來的中國人，最後總有幾個走不通的。”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雨水順著玻璃往下淌，把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切成一道道扭曲的彩條。
“我告訴你們一個道理。在日本活著，有兩種活法——一種是當賊，一種是當樹。當賊的，撈一票就走，賺快錢，幹快活，死得也快。當樹的，把根紮在這片土裏，風吹雨打都不走，慢慢長，慢慢活。樹和賊的活法，是不一樣的。”
“那您呢？”海生忽然開口。這是他今晚第一次說話。
老陳轉過身來，看著這個瘦小的少年。海生坐在角落裏，麵前的麵碗已經空了，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盯著老陳——不是那種好奇的打量，而是一種更深的東西，像在辨認一個人是不是同類。
“我是樹。”老陳說，“但我是被栽在這裏的。不是我自己選的。”
他又點了一根煙。
“昭和二十一年，我們九個同鄉到了東京之後，打算攢錢迴國。但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日本和中國沒有邦交，迴不去。等中日建交的時候，是一九七二年——我們在日本已經待了二十九年。迴不去了。不是不能迴，是不敢迴。迴了說什麽？‘我在日本挖了兩年煤，開了二十年麵館，現在迴來養老’？家裏人都以為我們死了。墳都給我們立了。”
他彈了彈煙灰。
“所以我這輩子，就是一棵被栽在異鄉的樹。根紮得很深，但這片土不是我選的。你們不一樣——你們是自己來的。你們還有選擇。想清楚自己是什麽。是賊，撈夠了就走，別迴頭看。是樹，就別想著投機取巧，老老實實紮下去。但不管是哪一種——活著。先活下來，再想別的。”
他把煙叼在嘴裏，走到灶台邊，彎腰從下麵的櫃子裏拿出一個大壇子。陶壇子，封口用紅布紮著，紅布已經褪色了。他把壇子放在桌上，撕開封口，一股濃烈的酒香衝了出來——不是日本清酒的淡雅，是中國白酒的烈。
“這壇酒，是我昭和三十年開這個館子的時候釀的。三十年沒開封。”他從碗櫃裏拿出十五個小瓷杯，一個一個擺在桌上，“今天，我請你們喝。不是因為我大方——是因為你們是這幾年我見過的最像人的一群。工地上搬水泥，賭場裏守規矩，六疊榻榻米上擠十四個人，過年還能唱漁歌。我在歌舞伎町四十年，見過太多中國人——有偷的、有搶的、有賣毒的、有把自己女人賣了還賭債的。你們讓我想起我們那批人——昭和二十年在雪地裏往東京走的那九個人。都一樣——什麽都沒有，隻有彼此。”
他把每個杯子都倒滿，端起自己的那一杯。
“喝了這杯酒，以後望道居就是你們的食堂。沒飯吃的時候，來。過年的時候，來。想家的時候，來。門不鎖。”
陸川端起杯子。十四隻手同時舉起瓷杯，杯沿在暖黃色的燈光下閃著微光。白酒入喉，辛辣刺鼻，像一條火龍從嗓子眼一路燒到胃裏。阿虎被嗆得直咳嗽，阿龍給他拍背。鍾亦鳴喝了一口，臉就紅了。海生抿了一小口，辣得眼淚都出來了，但他咬牙嚥了下去，沒有咳出聲。阿繡捧著杯子，像捧著一件剛縫好的衣服，小口小口地喝著，每咽一口就輕輕皺一下眉。
“老陳。”陸川放下酒杯。
“嗯？”
“你說樹和賊的活法不一樣。但樹要紮根，得有土。中國人在這片土上，算什麽東西？”
老陳沒有馬上迴答。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白酒在他臉上的溝壑裏找不到停留的地方，順著嘴角淌下來一滴。他用袖子擦掉，然後把杯子重重地擱在桌上。
“算人。”他說，“但在日本人眼裏，你們不是日本人。在日本極道眼裏，你們是外來物種——可以用，也可以殺。在警察眼裏，你們是黑戶，是麻煩，是檔案袋裏一堆沒有照片的檔案。在泡沫經濟眼裏——你們是工具。日本經濟好，你們有活幹；經濟不好，你們是第一批被扔掉的。所以我才說，你們得先活下來。活著，才能談別的。”
“那怎麽活？”
“你已經在做了。”老陳看著陸川，“你在賭場守的半個場子，是關爺給你的第一塊土。不是最好的土，但有土就能紮根。關爺這個人——我知道他怎麽起來的。昭和二十一年，他在黑市上跟韓國人搶地盤，一把西瓜刀殺了三個人。那三個韓國人也是窮鬼，跟他一樣，都是在日本沒身份的人。貧賤相殺。他後來跟我說，他這輩子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在日本，沒人收屍。所以他給自己攢棺材本，也給別人攢。他的人，隻要不出賣他，他都會保。但這不夠。他老了。他需要一個能替他把根續下去的人。”
陸川端著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緊。
“你看歌舞伎町這些中國人——賭場的、工地的、碼頭扛包的、街上拉皮條的。他們都在撈快錢。撈完就走，走不了就死在這裏。沒有人想在這裏紮根，因為他們覺得這不是他們的土。但你想過沒有——你不紮根，就永遠是人家的工具。用到你的時候給你一萬八，不用你的時候你連一萬八都沒有。你想當賊，還是當樹？”
“樹。”陸川說。
“那就要有樹的活法。樹的第一條——根要深。根基不穩，風一吹就倒。你今天在賭場站住了，明天呢？後天呢？森田組的人隨時可以來砸場子，福清幫的人隨時可以在背後捅刀子。你靠什麽站穩？靠關爺？關爺活不了你一輩子。靠你身邊這群兄弟？他們跟你一樣，什麽根基都沒有。你得靠自己——靠你在牌桌上摸清每一個對手的底牌，靠在股市上學會看穿數字背後的謊言，靠你把每一個能交的朋友交到、每一個要防的敵人防死。”
“樹的第二條——枝要散。你不能隻待在賭場。工地上的兄弟還在搬水泥，朱鷺那邊的客人還在聊地價和股票。歌舞伎町這條街上，每一個角落都有你需要知道的事。往遠處看——新宿地鐵站要擴建，那塊叫‘橋’的地皮一年後翻三倍。你現在不籌錢，到時候連入場券都買不起。”
鍾亦鳴放下手裏的杯子，看著老陳，眼神忽然變了一種光。
“老陳，你怎麽知道‘橋’的事？”
老陳端起來的酒杯在他嘴邊停了一下，然後他把杯子放迴桌麵，發出輕微的磕碰聲。
“因為那塊地，三十年前是我住過的地方。”
屋子裏安靜了一瞬。窗外的雨聲忽然變大了。
“昭和二十三年，我從北海道走到東京的第二年，跟幾個同鄉在歌舞伎町搭了個棚子住。那塊地當時是廢墟——戰爭炸的，地上全是碎磚頭和彈坑。後來日本人把那塊地清理出來，建了一棟七層樓。我在那棟樓一樓開了這個麵館的第一個鋪麵。後來樓被賣了，我搬到這條巷子裏來。再後來樓又被賣了好幾手，每一手都翻倍。現在據說值二十億日元。”
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二十億。當年我在那棟樓下麵住的時候，連一碗拉麵都吃不起。”
他站起來，走到收銀台後麵，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紅繩串著的幹棗。
“這顆棗，是昭和十九年，我母親在我被抓走之前塞到我手裏的。她從自家院子裏那棵棗樹上摘的，一串三個，給我和兩個同鄉一人一個。她說棗到了，人就能迴來。”他把紅繩放在桌上，“兩個人死了。棗還在。”
然後他把紅繩推到陸川麵前。
“這個給你。不是讓你替我迴去——是讓你記住：棗到了，人還沒到。樹還沒種。”
陸川把紅繩繞在手腕上，打了個活結。紅繩很舊了，顏色褪成暗紅，被無數次的摩挲打磨得光滑如絲。他低頭看著手腕上那個紅繩圈，然後抬起頭。
“老陳。如果我當樹，這片土上，中國人能紮多深的根？”
“你紮多深，它就有多深。”
“沒人拔？”
“會有人拔。日本人會拔，極道會拔，泡沫破了經濟衰退的時候最先被拔的就是你們這種沒身份的人。”老陳給自己倒了最後一杯酒，“但你要是紮得夠深——比極道的刀長，比泡沫的週期長，比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偏見長——就沒人能把你連根拔掉。”
他端起杯子，對著滿屋子的人說：“昭和六十一年的第一場春雨。喝完了這杯酒，都給我活著。明年的今天，還是這個桌子，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十四個人舉起杯子，有的杯裏是白酒，有的杯裏是麵湯，有的是涼水。杯子碰到一起，發出參差不齊的脆響。
老陳把他們送到巷口。雨還在下，紅色的燈籠在雨中搖晃，燈影在濕漉漉的石板路上晃動，像某種古老的、不知疲倦的訊號。陸川走在最後，快到巷口的時候迴頭看了一眼，老陳站在燈籠下麵，瘦高的身影被燈光拉得很長。他沒在揮手，隻是站在那裏，像一棵樹。一棵被栽在異鄉四十年、根係穿透了水泥和廢墟的老樹。
“陸哥，”阿虎走在前麵，嘴裏還在嚼著從望道居順出來的一顆花生，“你說老陳說的那些——泡沫會破，真的假的？”
“他說的是真的。”
“那我們怎麽辦？”
陸川沒有馬上迴答。他走到巷子出口的時候停下來，看了一眼歌舞伎町的霓虹。雨停了，霓虹燈的光映在地麵的積水上，比平時更亮更清晰。一個穿超短裙的女孩踩著高跟鞋跳過水坑，對身邊的男人笑了一下。那個笑在霓虹下看上去很美。
“先活下來。然後在別人瘋狂的時候，我們不瘋。”
他把手插進口袋，指尖觸到老陳給的那顆棗。棗皮幹得發硬，但他能感覺到裏麵那顆核——硬得硌手。他忽然想起老陳在飯桌上說的最後一句話。不是關於樹的，也不是關於泡沫的，是更早的一句話。
“錢來得太容易的時候，人就會忘記自己是誰。”
他把這句話在心裏默唸了一遍，然後邁出巷口，走進了歌舞伎町的燈海。
迴到公寓已經是深夜。其他人陸續進屋，有人在數今天剩下的零錢，有人在鋪被子準備睡覺。鍾亦鳴沒有進房間，他在走廊盡頭的防火梯上坐著，手裏拿著那份關於“橋”的地價走勢圖。
陸川走到他身邊，靠著生鏽的鐵欄杆。
“你在想什麽？”
“我在想老陳的話。”鍾亦鳴把走勢圖摺好收進口袋，“他說泡沫會破。他說這塊地值二十億——但它真正的價值是多少？如果把泡沫擠掉，它值不值五億？”
“你算出來了嗎？”
“還沒有。”鍾亦鳴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但我會算出來的。”
他轉身走進房間。陸川又在防火梯上站了一會兒。遠處新宿西口的寫字樓燈火通明，那些在泡沫裏賭命的人還在加班。他能看到東京塔的輪廓在夜色裏若隱若現，尖頂上那一點紅光像一顆不會落下的太陽。
他摸了摸手腕上的紅繩。然後推門進屋。六疊榻榻米上擠著十三個人，有人在打鼾，有人在說夢話，阿虎把腿搭在他哥肚子上，阿繡蜷在角落裏抱著那個裝碎布料的帆布包袱。海生睡在最靠門的位置——那是他自己選的，他說離門近能聽到走廊的聲音。陸川在牆邊坐下，把帆布包墊在腰後。窗外的霓虹透過百葉窗照進來，在十四張疲憊的臉上流過。
昭和六十一年。樹還沒種，但根已經碰到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