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秋天，周景熙十五歲了。
十五歲是個奇怪的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身體裡像住著一頭半睡半醒的野獸，有時候安靜得像隻貓，有時候又躁動得讓人坐不住。周景熙的個子在這個夏天猛地躥了一大截，從一米五出頭長到了一米六幾，像一棵被春雨澆透了的竹子，拔節似的往上竄。但他的身體跟不上這個速度，人瘦得像根竹竿，胳膊細得能看見青色的血管，鎖骨突出兩道明顯的棱，肩膀窄窄的，撐不起衣服。
他的聲音也變了。以前清亮的童聲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粗糲的、不太受控製的男聲，說話的時候常常在中途突然拐個彎，變成一個滑稽的假音。每次這種時候，他都會臉紅，趕緊咳嗽兩聲掩飾過去。王建軍說他的聲音像一隻正在換毛的公雞，「咯咯咯」地叫不完整。他聽了想笑，但又笑不出來。
更讓他不安的，是身體內部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變化。他發現自己開始注意一些以前從來不會注意的東西——比如班上女生們開始隆起的胸口，比如她們走路時臀部擺動的弧度，比如語文課代表林小燕紮馬尾辮時露出的那一截白生生的後頸。這些發現讓他既好奇又羞恥，像偷看了不該看的東西，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臉上發燒。
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冇有人告訴他。父親周德厚是個沉默的人，從來不會跟他談這些「私密」的話題；母親劉桂蘭倒是偶爾會說一句「你長大了，要注意衛生」，但也就到此為止了。學校裡也冇有這方麵的教育，生理衛生課的那幾頁被老師跳過去不講，讓同學們「自己看」。他自己看了一些，但書上的字他都認識，連在一起就看不太懂了，隻覺得雲裡霧裡的，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這種身體的躁動，加上學習上的瓶頸，讓周景熙整個人都變得不對勁了。
他的成績開始下滑。不是那種斷崖式的下跌，而是一種緩慢的、溫水煮青蛙式的退步。語文還是他的強項，作文依然是班上的範文，陳老師以前打的基礎太紮實了，一時半會兒丟不掉。但數學和英語就不行了。數學從八十分掉到了七十分，又掉到了六十分，有時候甚至不及格。英語更慘，那些彎彎曲曲的字母和莫名其妙的語法規則像一團亂麻，他越是想理清楚，就越是理不清。
他開始逃課。
第一次逃課是個陰天的下午，最後一節是英語課。他坐在教室裡，看著英語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一長串看不懂的句子，覺得腦子裡像塞了一團濕棉花，又重又悶。老師讓他站起來回答問題，他張了張嘴，一個單詞都說不出來。教室裡有人偷笑了一聲，很輕，但他聽見了。
「坐下吧。」英語老師的聲音裡冇有責備，隻有一種讓人更難堪的失望。
下課鈴響的時候，他冇有跟王建軍一起去食堂，而是背著書包從後門溜出了學校。他沿著鎮子後麵的那條小河走，一直走到鎮子外麵的一片樹林裡。樹林裡很安靜，隻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和遠處傳來的鳥叫聲。他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來，把書包扔在腳邊，看著河水發呆。
河水是渾的，前幾天下過雨，上遊衝下來很多泥沙，水麵上漂著幾片落葉和一根樹枝。他看著那根樹枝在水裡打轉，被水流推著往前走，一會兒撞在石頭上，一會兒被漩渦吸進去，掙紮幾下又浮上來，繼續往下遊漂去。
他覺得自己就是那根樹枝。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對學習失去了那種近乎本能的熱情。以前讀書是為了改變命運，為了替李覺讀下去，為了不讓父母失望。這些動力還在，但變得模糊了，像一張被水浸過的照片，輪廓還在，細節已經看不清了。他不知道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考上高中又怎樣？考上大學又怎樣？就算真的像陳老師說的那樣「成了作家」，又能怎樣？父親還在田裡彎腰，母親還在灶台前忙碌，李覺還在山上割鬆脂，一切都不會改變。
這種想法像一團灰色的霧氣，籠罩著他，讓他看不清前麵的路。他想跟誰說說話，但不知道跟誰說。跟父親說？父親會沉默地抽一夜旱菸，然後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山上砍柴。跟母親說？母親會紅了眼眶，說「你爸不容易」。跟李覺說？李覺比他更難，他不忍心把自己的煩惱再加到李覺身上。
他隻能一個人待著，像現在這樣，坐在河邊，看著河水發呆。
那天他回到宿舍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王建軍問他去了哪裡，他說去鎮子上買了點東西。王建軍看了他一眼，冇有追問，但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饅頭遞給他。「給你留的，食堂的饅頭，還軟著呢。」
周景熙接過饅頭，咬了一口。饅頭已經涼了，硬邦邦的，但嚼在嘴裡有一股麥子的甜香。他吃著饅頭，心裡湧起一股複雜的情緒——感激、愧疚、羨慕、嫉妒，攪在一起，分不清是什麼味道。他感激王建軍的好意，愧疚自己不值得別人對他這麼好，羨慕王建軍可以活得這麼輕鬆，嫉妒所有不用揹負那麼多期望的人。
第二次逃課是在一個星期之後。這一次他冇有去河邊，而是去了鎮上的新華書店。書店不大，隻有兩排書架，但對他來說已經足夠了。他站在書架前，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課外書——武俠小說、言情小說、連環畫、雜誌，什麼都有。他最喜歡看的是《故事會》和《讀者文摘》，那些短小的故事和文章，不像課本那麼枯燥，也不像名著那麼深奧，剛剛好能填滿他空虛的頭腦。
他在書店裡待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天快黑了才離開。走的時候，他摸了摸口袋裡的錢——那是母親給他買筆記本的錢，兩塊五毛。他猶豫了一下，掏出一塊八毛錢，買了一本《故事會》合訂本。書很厚，封麵上印著花花綠綠的圖案，拿在手裡沉甸甸的。
他把書塞進書包裡，像是藏了一個見不得人的秘密。
從那以後，逃課變成了他的習慣。不是每天都逃，而是一週逃一兩次，每次都是英語課或者數學課。他不敢逃語文課，因為語文老師是很嚴厲的，而且他也真心喜歡語文，不想落下。但他逃的那些課，落下的東西越來越多，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到了後來，就算他想補也補不回來了。
他開始在課堂上睡覺。不是故意的，是真的困。晚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在煤油燈下苦讀課本，而是躲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看《故事會》或者從同學那裡借來的武俠小說。金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來者不拒，看得昏天黑地。那些刀光劍影、兒女情長的故事，比課本有意思多了。他可以整晚整晚地看，看到手電筒的電池用完，看到窗外泛起魚肚白，然後在上課的時候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王建軍推醒他的時候，他總是迷迷糊糊的，嘴角還掛著口水。王建軍問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說冇有，隻是晚上冇睡好。王建軍不信，但也不多問，隻是把自己的筆記推過來，讓他抄。
周景熙看著王建軍的筆記，字寫得歪歪扭扭的，錯別字連篇，但每一節課都記了，滿滿噹噹的，比他這個「好學生」認真多了。他心裡一陣愧疚，但這種愧疚持續不了多久，就被下一本武俠小說衝散了。
期中考試的成績出來的時候，周景熙傻眼了。
語文：85分。全班第三，還可以。
數學：52分。不及格。
英語：38分。全班倒數第五。
總分排名從上學期的全班第八，掉到了全班第二十八名。全班一共四十五個人，他掉到了中下遊。
班主任劉誌遠把他叫到了辦公室。劉老師坐在椅子上，麵前攤著他的成績單，上麵用紅筆畫了幾個圈，觸目驚心的。他冇有馬上說話，而是看了周景熙很久，看得周景熙心裡發毛。
「周景熙，」劉老師終於開口了，聲音不重，但每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在地上，「你給我解釋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周景熙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那雙解放鞋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大腳趾從洞裡伸出來，指甲蓋又長又臟。他忽然覺得自己的腳趾頭很醜，想把它縮回去，但鞋子就那麼大的洞，縮不回去。
「我……最近狀態不好。」他說。
「狀態不好？」劉老師的聲音提高了一些，「你知道你上學期還是班上的前八名嗎？你知道你是有希望考中專的嗎？你現在這個樣子，別說中專，普通高中都懸！」
周景熙不說話。他知道劉老師說的是實話，但實話往往最難聽。他心裡有一種說不清的牴觸——考中專又怎樣？考上了又怎樣？就算真的考上了，家裡也不一定供得起。就算供得起，畢業了也不過是當個小學老師或者鄉政府的小乾部，一輩子待在這個小地方，跟父親有什麼區別？
這些話在他腦子裡轉了幾圈，但冇有說出口。他知道說出來會傷了劉老師的心，也會暴露自己內心的迷茫和軟弱。
「你最近是不是在看不該看的書？」劉老師忽然問。
周景熙心裡一緊，下意識地捂住了書包。這個動作出賣了他。劉老師站起來，走到他麵前，伸手拿過他的書包，拉開拉鏈，把那本《故事會》合訂本翻了出來。他翻了翻，又翻了翻，臉色越來越沉。
「這就是你不好好學習的理由？」劉老師把那本書扔在桌上，「周景熙，我對你很失望。」
「失望」兩個字像一把刀，從周景熙的心口劃過去，不是特別疼，但很深。他低著頭，不說話，也不敢看劉老師的眼睛。
「書拿回去，」劉老師坐回椅子上，聲音疲憊得像一個走了很遠路的人，「但以後上課時間不許看。你要是再看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就通知你家長。」
周景熙拿起那本《故事會》，塞進書包裡，轉身走出了辦公室。他走在走廊上，陽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但他覺得冷。不是因為天氣，是因為劉老師那句「我對你很失望」。他想起了以前劉老師對他說過的話——「你是塊讀書的料，別浪費了。」那時候劉老師的眼睛裡有光，像陳老師一樣，對他寄予了厚望。現在那道光滅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惋惜。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明明知道讀書重要，明明知道自己身上背著多少期望，明明知道李覺還在等著他「替自己讀下去」，但他就是提不起勁來。那種感覺很奇怪——不是懶惰，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深深的、無法言說的迷惘，像是走在一條大霧瀰漫的路上，看不清前方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走下去。
週末回家的時候，他冇有跟任何人說起成績的事。劉桂蘭問他學習怎麼樣，他說「還行」。周德厚冇有說話，隻是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裡有詢問，有擔憂，但最終什麼也冇有問。
李覺來找他了。李覺又長高了一些，但還是瘦，瘦得像一根被風吹乾的樹枝。他的手變粗了，指節突出，掌心有厚厚的繭子，指甲縫裡嵌著洗不掉的泥巴。他穿著一件打著補丁的藍布衫，腳上是一雙塑料涼鞋，鞋帶斷了一根，用鐵絲擰著湊合穿。
「景熙，你教我認字。」李覺說，手裡拿著那本舊課本，翻到了某一頁。「這個字念什麼？」
周景熙看了一眼，是一個「路」字。他告訴李覺念「lù」，意思是道路、路途。
「『路』字怎麼寫？」李覺問。
周景熙拿起一根樹枝，在地上寫了一個「路」字。左邊是一個「足」，右邊是一個「各」。他一筆一畫地寫，寫得很慢，很認真。
「『足』是腳的意思，『各』是各自的意思。」他解釋說，「路就是腳各自走出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不一樣的路。」
李覺蹲在地上，盯著那個字看了很久。然後他也拿起一根樹枝，在旁邊的泥地上模仿著寫了一遍。寫得不太好，「足」字旁寫得太寬，「各」字寫得太小，整個字歪歪扭扭的，像一隻站不穩的鴨子。
「我寫得不好。」李覺有些不好意思。
「多練練就好了。」周景熙說，「我第一次寫的時候比你還醜。」
李覺笑了笑，又寫了一遍。這一次好一些了，字站得直了，筆畫也順了。他寫完之後，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看著周景熙。
「景熙，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周景熙愣了一下。「什麼？」
「我看你臉色不好，眼睛也冇神。是不是在學校遇到什麼事了？」
周景熙沉默了一會兒。他想說「冇事」，但看著李覺那雙真誠的、關切的眼睛，他說不出口。李覺比任何人都懂他，比任何人都能看穿他的偽裝。
「我成績掉了。」他說，聲音低得像在做一件丟人的事情。「掉了很多。數學不及格，英語隻有三十幾分。」
李覺冇有說話，隻是看著他。那目光裡冇有責備，冇有失望，隻有一種安靜的、不動聲色的理解。
「我不知道怎麼了，」周景熙繼續說，越說越快，好像怕自己停下來就冇有勇氣說下去了，「我上課聽不進去，晚上也不想看書，就想看那些亂七八糟的小說。我知道不應該，但我控製不住。我覺得……我覺得讀書冇什麼意思。就算考上中專又怎樣？就算考上大學又怎樣？還不是要回來？還不是要在這個地方過一輩子？」
他說完了，胸口起伏著，像是剛跑完一場長跑。這些話憋在他心裡很久了，今天終於說出來了，說給李覺聽——一個連初中都冇有上過的、在泥地裡養鴨子的農村少年。
李覺沉默了很久。風吹過來，帶著稻田裡的水汽和遠處炊煙的味道。太陽已經偏西了，影子被拉得很長，兩個人的影子並排躺在地上，一個高一個矮，一個胖一個瘦。
「景熙，」李覺終於開口了，聲音很平靜，像一潭冇有波紋的水，「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恨嗎？」
周景熙搖搖頭。
「因為我爸以前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人這輩子就像種地，你種什麼，收什麼。你偷懶不鋤草，草就比你長得快；你捨不得施肥，地就瘦給你看。怨天尤人冇有用，地不會因為你哭就多給你長兩斤穀子。」
他頓了頓，看著遠處連綿的山，繼續說：「你現在的日子，比我的好過一百倍。你有書讀，有老師教，有煤油燈照著。我呢？我想讀書都讀不了。我不是不想讀，是讀不起。你替我說過『替我讀下去』，你說過的話，你不記得了？」
周景熙低著頭，不說話。他的眼眶熱了，鼻子酸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我不是怪你，」李覺的聲音柔和了一些，「我隻是覺得，你有的東西，是我做夢都想要的。你別把它丟了。丟了就撿不回來了。」
周景熙抬起頭，看著李覺。夕陽照在他臉上，把他的輪廓鍍上了一層金邊。他的眼睛還是那麼平靜，但周景熙在那平靜的下麵看到了一種東西——不是憤怒，不是嫉妒，而是一種更深沉的、更厚重的感情。那是託付，是信任，是一個人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交給了另一個人去做，然後站在一旁，默默地為他加油。
「李覺，」周景熙說，聲音有些啞，「我會好好讀的。我保證。」
李覺點了點頭，冇有再說什麼。他蹲下來，又在地上寫了一個「路」字。這一次寫得好多了，字跡工整，筆畫流暢，比周景熙寫的還好看。
「你看，」李覺站起來，指著那個字，「我寫好了。」
周景熙看著地上的「路」字，忽然覺得這個字有了新的意義。路是腳走出來的，每個人的路都不一樣。他的路是讀書，李覺的路是養鴨、割鬆脂、打工。兩條路不一樣，但都是路，都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不能停，不能回頭。
那天晚上，周景熙把那些武俠小說和《故事會》全部鎖進了抽屜裡，把鑰匙交給了劉桂蘭。「媽，幫我把這些收起來，別讓我看。」
劉桂蘭接過鑰匙，看了看他，冇有說話，隻是點了點頭。她把鑰匙放在貼身的口袋裡，然後去灶台上端了一碗熱好的紅薯稀飯給他。
「喝了早點睡，」她說，「明天還要回學校。」
周景熙端著碗，喝了一口稀飯。紅薯很甜，稀飯很燙，從喉嚨一直暖到胃裡。他坐在桌前，看著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心裡有一種說不清的踏實。不是因為下了什麼決心，而是因為他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兩個人永遠不會對他失望——一個是他的母親，一個是李覺。他不能讓這兩個人失望。
他把碗裡的稀飯喝完，洗了碗，回到裡屋，躺在弟弟旁邊。周景陽已經睡著了，打著小小的鼾聲，嘴角掛著一絲口水。他幫弟弟把被子蓋好，然後閉上眼睛。
明天要早起，回學校，上課，補數學，背英語單詞。路還很長，但總要一步一步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