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煙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常州武進的長離閣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露。那露不是晨露，是夜露——被月光凝住了的、被秋風吹散了的、在長離閣的芭蕉葉上滾了又碎、碎了又滾的露，像她當年在燈下寫的那一卷《長離閣集》，墨跡未幹，露就凝了，凝了又化，化了又凝，反反複複，像她這一生的病。
我是在一個雨天的清晨走到武進長離閣舊址的。閣已經不在了，隻剩下一堆瓦礫，瓦礫上長滿了荒草，草比人還高，草尖上掛著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顆一顆的淚。雨絲從荒草的縫隙裏漏下來，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開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漬，像淚，又不像是淚。我撐著傘，沿著那條已經被野草淹沒的石板路慢慢地走。石板被雨水衝刷了無數遍，光滑得像一麵一麵銅鏡，映著天，映著雲，映著那些從草葉間漏下來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來找一個人的。她叫王采薇，字玉瑛，號長離閣主。她是清代中葉的女詩人、女畫家。她生於常州武進，是王光燮的女兒，孫星衍的妻子。她自幼聰慧，工詩詞，善書畫，尤精篆刻。她嫁於孫星衍後，夫妻唱和，伉儷情深。可她體弱多病，年僅二十餘歲便香消玉殞。她的詩集叫《長離閣集》，她的畫作散落在常州的舊宅裏，像那些被雨水泡爛了的、又被她一針一線縫補起來的舊夢。她的一生，像這長離閣的芭蕉葉上的露珠——晶瑩剔透，卻一觸即碎；短暫得來不及看清，就消失了。
她出生的時候，常州下著雨。那是乾隆年間，盛世的太陽正從東方升起。江南的繁華，已經超過了明末的水平。她生在這樣一個好時候，可她的一生，沒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點的。點了一輩子，隻夠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硯台。
王家是常州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王光燮，字某，號某，是乾隆年間的秀才，以教書為生。他對女兒的教育極為重視，王采薇是家中長女，自小便跟著父親讀書認字。她三歲識字，五歲能詩，七歲能文，九歲能畫。她的詩寫得早，也寫得好，好到父親常常拿著她的詩稿，對來訪的客人說：“你們看，這是我家玉瑛寫的。她才十歲。”客人們讀了，嘖嘖稱奇。有人說：“此女將來，必成大器。”有人說：“可惜是個女孩兒，若是個男孩兒，必中進士。”王父聽了，隻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兒是不是進士。他在乎的，是女兒的詩，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詩一樣，留下來。他教她讀《詩經》，讀《離騷》，讀漢魏六朝詩，讀唐詩宋詞。他告訴她：“詩不在多，在真。真的詩，不用寫太多，一首就夠了。”她記住了。她記了一輩子。可她寫的詩，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數不清。那些詩，藏在她的長離閣裏，藏在那些她畫了一輩子的花鳥中，藏在那些她寫了又改、改了又燒、燒了又寫的舊稿裏。她不給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紙都皺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寫的。她捨不得丟。
她的身體從小就不好。她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風一吹就彎，可彎了又直，直了又彎。她常常咳嗽，咳起來沒完沒了，咳到臉都紅了，咳到眼淚都出來了，咳到肺都要咳出來了。她吃了很多藥，看了很多醫生，可都沒有用。她的病，不是藥能治的。她的病，在心裏。她太敏感了，敏感得像一根琴絃，輕輕一碰，就會發出聲音。那聲音很美，也很痛。她不怕痛，怕的是那聲音沒有人聽。她寫詩，就是彈琴；她畫畫，就是唱歌。她把自己彈給風聽，唱給雨聽，畫給月亮聽。風聽了，吹散了；雨聽了，流走了；月亮聽了，缺了又圓，圓了又缺。沒有人留下，隻有她自己。她一個人，在那些漫長的夜裏，對著燈，對著雨，對著那些永遠寫不完的詩，一個人，活了一輩子。
她十五歲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孫星衍。孫星衍，字淵如，號芳茂山人，是清代中葉最著名的學者、藏書家、書法家之一。他工詩詞，善金石，尤精篆書。他懂她的詩，懂她的畫，懂她的心。她寫了新詩，第一個給他看；他讀了，會在詩稿的空白處，用小楷寫下一段批語。批語不長，隻有幾個字——“此句妙絕”，“此字可再酌”，“玉瑛，你又瘦了”。她畫了一幅花鳥，他會在畫的空白處題一首詩。詩不長，隻有四句——“花開花落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她讀了，臉紅紅的，心裏甜甜的。那時候的她，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下去。以為那些花會一直開著，那些詩會一直題著，那些茶會一直熱著，那些燈會一直亮著。
婚後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他們一起讀書，一起寫詩，一起賞畫，一起遊山玩水。他寫一首，她和一首；他填一闋，她答一闋。她的詩，寫得比從前更好了。因為有了對手，有了知音，有了那個在她詩稿空白處用小楷批下“此句妙絕”的人。她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下去。以為那些詩會一直和著，那些茶會一直熱著，那些燈會一直亮著。可她錯了。
她的病越來越重了。不是她不注意，是她沒有辦法。她的命，從出生那天起，就被老天爺定好了。定好了隻給她二十幾年，定好了讓她遇見他，定好了讓她愛他，定好了讓她離開他。她不服，可她沒有辦法。她隻能寫，寫進詩裏，寫進畫裏，寫進那些隻有她自己知道的夜裏。她在《長離閣集》中寫道：
“病骨支離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從今莫向窗前種，留與來生看未休。”
病骨支離不耐秋——她生病的骨頭支離破碎，受不了秋天的蕭瑟。今年花落更添愁——今年的花落了，更添了愁。從今莫向窗前種——從今以後不要再在窗前種花了。留與來生看未休——留著，等到來生再看，看個沒完。她知道她看不到來生了。可她不甘心。她不甘心那些花，隻開在今生；不甘心那些詩，隻寫在今生；不甘心那個人，隻愛在今生。她要來生，要來生的花，要來生的詩，要來生的他。可她等不到來生了。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死在桂花開了滿院的時候，死在孫星衍的懷裏。她握著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她的手很涼。她看著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她的眼睛在暗下去。她說：“淵如，我走了。你要好好的。”他說：“玉瑛，你不會走的。你隻是睡著了。”她笑了，笑得像個孩子，露出幾顆稀疏的牙齒。她說：“我不怕走。我怕的是你忘了我。”他哭著說：“我不會忘了你。我永遠不會忘了你。”她閉上了眼睛。
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多歲。她死了。她死在最好的年紀，死在最愛的時候，死在最不該死的時候。可她死了，就死了。沒有人能把她叫迴來。孫星衍不能，詩不能，畫不能，那場下了幾百年的雨也不能。她死了，她的詩還在。她的畫還在。她的魂還在。在每一個下雨的夜晚，在每一個桂花開的秋天，在每一個讀到她的詩的人心裏，她還活著。
孫星衍在她的遺稿序言中寫道：“餘妻王采薇，字玉瑛，號長離閣主。幼聰慧，長而婉娩。工詩詞，善書畫。年十五，歸餘。夫婦唱和，相敬如賓。然玉瑛體弱多病，年二十餘，以疾卒。卒之前一日，猶手錄近作數首，字畫端好，無一筆苟。其詩清麗綿邈，有唐人之風。餘不忍其湮沒，故梓以傳世。”
她讀到這篇序言了嗎？也許沒有。她死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詩被刻成了書，不知道丈夫為她寫了那樣一篇序言，不知道那些她寫了又改、改了又寫的句子，會被那麽多人讀到，會被那麽多人喜歡，會被那麽多人記住。她隻知道，她寫了。寫了，就夠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還在。她的魂，也還在。在長離閣的瓦礫堆裏，在芭蕉葉的露珠上，在每一個下雨的夜晚，你閉上眼睛，就能聽見她。聽見她磨墨的聲音，聽見她翻詩稿的聲音，聽見她在燈下輕輕地、輕輕地念著那句——“留與來生看未休。”
她在《長離閣集》中寫過這樣一句：“留與來生看未休。”那是她一生中寫得最讓人心疼的一句。她等不到來生了，可她還是在等。不是因為她傻，是因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她不怕死，怕的是死了以後，那些詩沒有人看，那些畫沒有人賞，那些字沒有人記得。她不怕被人忘記，她怕的是那些字被人忘記。那些字，不是她一個人的。是孫星衍的，是那些和她一樣、在燈下寫到天亮的人的。她替他們守著，守了一輩子，守到頭發白了，守到牙齒落了，守到眼睛花了，守到再也守不動了。可她還在守。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雨還在下。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著，一直在下。落在長離閣的瓦礫上，落在芭蕉葉的露珠上，落在她的詩裏，落在每一個讀她詩的人心裏。那是一場永遠不會停的雨，細細密密，綿綿不絕，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詩。
她在《長離閣集》中寫過這樣一句：“病骨支離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她的病骨支離，她的花落添愁，她的命比紙薄。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從來不是命薄不薄，是那句詩寫出來了。寫出來了，就夠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還在。她的愁，也還在。在每一個下雨的夜晚，在每一個花落的秋天，在每一個讀到她的詩的人心裏，那場愁還在下，那場雨還在落，那朵花還在謝。她不怕謝，怕的是謝了以後沒有人記得。她被人記得了。不是因為她有名，是因為她的詩，她的詩替她活著，替她等著，替她守著那場永遠下不完的雨。
雨聲未歇，花魂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