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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有用港口的組合與它們之間交通線的狀況——正如所說的那樣，就構成了整個局勢的主要戰略構架，作為將整個戰爭聯為一體的有組織的力量的海軍，已被指定為軍事行動的主要攻進目標，為達到進攻目標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戰爭行為則仍有待於思考。\\n\\n在進行討論之前，務必簡要地提及對於海洋尤為特彆且影響隨後討論的一個條件，這就是，獲取資訊的困難。陸軍穿越或多或少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後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艦隊乘風破浪，橫行於大洋之上，使得遊蕩者四處逃散。隻是他們並非原地不動，當它們後麵的海水紛紛回攏，甲板上偶爾一瞥的信號旗或許能夠顯示它們的穿行，然而卻無從知曉它們的航程。追逐者發出聲響的風帆或許對於被追逐者一無所知，而被追逐者越過談判地點同樣也許隻是幾天或數小時之前。近來，對於海洋風向與水流的仔細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優勢的路線，小心謹慎的水手會習慣性地加以追從，並對他的活動做出某種推測。但是，1778年時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確的數據。即使他們擁有這些數據，由於許多可能原因中的一個，這條最為快捷的路徑也被經常加以放棄，目的在於避開追捕或埋伏。在這樣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中，優勢在於追逐的一方。監視敵國的出海口，在進入那塊寂靜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這樣一種監視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對策就是徑直奔向敵人的目的地，在那裡恭候其大駕光臨，而不是試圖去探尋或許根本就不會加以采納的路線。然而，這也暗示了其意圖所在，可能並不會總有收穫。在捕殺約翰斯頓時，沙弗倫的行動在戰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在其進攻普拉亞港與奔向他們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羅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兩次攔截通往馬丁尼克的護航隊的失敗卻顯示出，儘管已經得知他們即將來臨，甚至在抵達地點都已得知時，進行埋伏仍然是困難重重。\\n\\n任何一次海上遠征，隻有兩個地點是固定的，出發點與終點。後者或許並不為敵人所知，然而，直至啟航時間，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現，不久即將行動的意圖的跡象，或許都能被設想為外界所知。對於交戰的主動方而言，這已是阻止這一舉措的緊要關頭，對於防禦一方來說，這更是特彆與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為，在其眾多易於遭受攻擊的地點，他無從知道究竟會在何處遭受威脅，而進攻方卻對自己的目標心中有數，如果他能迷惑其對手的話。假如遠征船隊不意在兩個或更多的港口之間被分散開來——這是一種當某一單獨船廠的設施不足以在允許的時間內整修如此眾多的船隻，或在現在所提及的這場戰爭中，當盟國提供各自的特遣艦隊時，十分容易出現這種情況——圍堵這樣一次遠征的重要意義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阻止這些特遣艦隊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彆必要性的事情。從其名稱上看，防禦一方可以被假定為不那麼強大，因此更準備利用將敵軍分而治之這樣的策略。1782年在斯塔盧西亞的羅德尼，密切監視著位於馬丁尼克的法蘭西特遣艦隊，以防止它們與在開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彙合，這便是一個具有恰當的戰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島嶼位置能使他置於法蘭西人與他們的目的地之間，而不是在他們的後方，事情就再也冇有比這設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在那種情況下，他已儘可能地將事情做得最好了。\\n\\n由於作為弱者，防禦方不可能試圖封鎖住存在著敵軍各個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時又不至於在每一支敵軍麵前都身處劣勢而使自己的目的歸於失敗——這將有悖於戰爭的根本原則；如果它能正確地決定不那樣做，而是在一、兩個地點集中一支優勢力量，決定究竟在何處進行警戒，何處可以加以忽略就變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個方麵的主要狀況——軍事的，道義的，經濟的——之後，這一問題應貫穿於整個戰爭政策的全過程。\\n\\n1778年英格蘭肯定接受了防禦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顛海軍應該與波旁王朝的聯合艦隊在數量上旗鼓相當卻是前一時期英格蘭最稱職的海軍當權者霍克與其同僚們的至理名言。這樣一種狀況，即具有更好的人員素質與可加吸納的更龐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將賦予一種真正的力量優勢。隻是，這一預防性措施近來卻看不到了。對於這樣一場討論來說，失敗是不是由於內閣的低效率——正如他們的對手所指控的那樣，或是由於和平時期代議製政府經常指導的錯了位的經濟，這已無關緊要。事實仍然是，儘管有著法蘭西與西班牙參戰的極大可能性，英格蘭海軍在數量上次於同盟國海軍，但是，在被稱之為局勢的戰略特征、本土基地與海外輔助性基地中，總體上的優勢仍在它的一邊。英格蘭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強有力的話，對於戰略效果來說，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戰爭的第二要義方麵，即足以承擔起展開攻勢的有組織的軍隊或艦隊方麵，它甘拜下風。因此，仍然有待於遊刃有餘、氣貫長虹地調動這支處於劣勢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擺開陣勢，以更大的運動敏捷性槍在敵人的組合之前，做為進攻目標，襲擾他們的交通線，以優勢兵力與敵軍之主要分支狹路相逢，從而粉碎敵人的意圖。\\n\\n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陸以外，任何一處維持戰爭都依賴於歐洲的宗主國和與它們相聯的暢通無阻的交通線。如果英格蘭人毫無顧忌地得以用其壓倒性的海上力量絞殺他們的商業與工業的話，那麼，美國人的最終潰敗——不是由於直接的軍事行動而是由於糧儘彈絕——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夠從同盟國海軍的壓力下襬脫出來，它就能將這種力量用以對付美國人；如果它能取得對於他們的一個確定性的優勢，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是道義與士氣上的，正如二十年後它所取得的那樣，那麼，它就會獲得這種解脫。在這種情況下，其財政狀況早已不堪其負的聯盟王朝肯定就將功敗垂成地退出這場置英格蘭於劣勢地位的角逐。然而，這樣一種優勢隻能通過戰鬥才能取得；通過表明這一優勢，儘管在數量上仍處於劣勢，但是，其海員的技能，財富的來源，通過合理地使用這些力量，卻能使其政府在戰爭的決定性環節擁有實際存在的優勢。如果將它的戰列艦指派到整個世界，在試圖保護這個鬆散帝國的各個瀕於暴露的陣地的同時，使它們被各個擊破，這種優勢就永遠也不會取得。\\n\\n局勢的關鍵就在於歐洲，以及歐洲相互敵對的造船廠。如果英格蘭不能——正如它所證明的那樣，挑起一場大陸戰爭來對付法蘭西，那麼，它的一個希望就在於找到並擊垮敵人的海軍。再也冇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發現這支海軍了。在拿破崙戰爭中，這一點指導著它的政策，當時它的海軍士氣的優勢已經確立起來，它敢於以劣勢的力量去應對海洋與平靜地擺放在港內為數更多且裝備精良的戰艦所共同構成的危險。由於能夠從容麵對雙重危險，它也獲得了雙重優勢，將敵軍置於眼皮底下，讓港內舒適的生活消磨他的鬥誌；而它自己的軍官與海員卻被艱難的遊航磨練得能夠十分迅捷地響應每一征戰的號召。“我們冇有理由，”維爾納夫海軍上將重複著那位皇帝的話語聲稱道，“害怕看見英國的特遣艦隊，他們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還冇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遊弋已使得他們精疲力竭了。”但僅在一個月之後，他寫道：“塔蘭特遣艦隊在港灣中看起來威風凜凜，艦員們衣裝整齊，訓練有素；然而，當風暴來臨時，所有的情況都變了，他們根本就冇有經曆過風暴的鍛鍊。”\\n\\n“皇帝”，納爾遜說，“現在才發現，如果皇帝們得知真相的話，他的艦隊在一個晚上所遭受的損失比我們一年所遭受的損失還多——這些高貴的紳士們無從適應於狂風暴雨，而我們卻在未損失一桅一塢的情況下英勇地與之搏鬥了二十四個月。”然而，必須加以承認的是，對於人員與艦船的損耗十分巨大，許多英**官在這種消耗當中找到了反對將他們的艦隊置於敵人岸外海中的證詞。“我們所經受的每一次打擊，”科林伍德寫道，“都削弱了這個國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戰艦失去了戰鬥力，最近又增添了兩艘。它們當中的數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塢。”“我幾乎無從知道一個睡眠之夜居然是這兩個月，”他又寫道，“這一持續不斷的巡航在我看來已超過了人類天性的力量，科爾德已經瘦成了皮包骨頭，並垮了下來。我還被告知，格蘭夫斯也冇有好到那裡去。”豪勳爵的高度職業化的意見也對這種做法大唱反調。\\n\\n除了人員與船隻的過度損耗外，還必須承認，冇有一種封鎖能夠有把握地遏製住敵軍艦隊的退路。維爾納夫就從塔蘭得以脫身，密西斯也從羅什福爾得以倖免。“現在我在這裡監視著羅什福爾港內的法國艦隊，”科林伍德寫道，“然而卻感到要阻止他們升錨啟航並不那麼切實可行。然而，如果他們從我身邊溜走的話，我應倍感恥辱。……唯一能防止他們啟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們在不知道我們究竟精確地位居何處的情況下，不期然來到了我們中間。”\\n\\n儘管如此，當時過分緊張窘迫的狀況終於熬過去了。英格蘭艦隊圍住了法蘭西與西班牙的海岸；損失得到了補充，艦船得到修繕；一名軍官倒下了，或在其崗位上精疲力竭，馬上就會有彆人來取代他的職位。對佈列斯特的嚴密監視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處的夢幻。儘管困難層出不窮，納爾遜的警惕之心卻尾隨著塔蘭艦隊，從其出發的那一刻起，橫越大西洋，最後回到歐洲海濱。這還是在他們進行打擊很久以前，在戰略被撇在一邊而戰術完成了特拉法加大業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點捱一點，這群疲憊不堪但卻紀律嚴明的海員，渾身鏽跡斑斑、彈痕累累但卻指揮有方的戰艦，阻擋住了他們那群不學無術的對手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在敵軍每一彈藥補給中心麵前都部署了部隊，由小型戰船組成的鏈條將它們聯為一體。他們可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法遏製止住敵軍的偷襲，然而，他們卻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敵軍待遣艦隊的大規模集中。\\n\\n1805年的戰艦本質上與1780年的戰艦並無二致，儘管，毫無疑問，存在著進步與提高，然而，這種變化隻是量度方麵的，而不是種類方麵的。不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蘭艦隊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領下，敢於闖入比斯開灣的冬季。“在霍克的通訊來往中，”他的傳記作家說道，“並冇有一絲跡痕表明他本人曾經懷疑過，稱雄海洋，經受住冬季的風暴，以及他應不久就能‘真正地大乾一場’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職責。”如果認為比起霍克與納爾遜的時代來，法蘭西海軍的狀況要好一些，其軍官的人格與訓練素質有所提高，那是必須加以承認的事實。儘管如此，海軍統帥部不可能長期不知道這類軍官的數量仍然匱乏，以致嚴重地影響到海軍的質量，海員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有必要文用陸軍士兵來填補這一編製。至於西班牙海軍的人事狀況，冇有理由相信它會比十五年之前會更好。當時納爾遜在談及西班牙向法蘭西讓渡某些戰艦時就曾說過：“我想當然地認為，不會由西班牙人來操縱，因為那將是再度失去它們的最快捷的途徑。”\\n\\n然而，事實勝於雄辯。相對於較弱一方而言，摧毀敵軍艦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對它們進行嚴密監視，一旦它們得以啟航出發，就衝上去開戰。這樣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對就是在歐洲。法蘭西與西班牙海岸之外氣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長夜之中，這不僅帶來了迫在眉睫的災難，就連堅固、管理有方的戰艦也幾乎無法經受住，而且還造成了各種資源無計可施的持續緊張，因此需要大量儲備艦船，以備替換那些遣派的艦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換艦船之上的水手。\\n\\n如果執行封鎖使命的艦隊能夠在敵軍必由之路的側翼尋找到一塊方便的停錨之地，正如同納爾遜在1804年與1805年監視塔蘭艦隊時——這是他為其眾多戰艦特彆糟糕的狀況能供進一步驅使而采取的一個步驟——動用了撒丁島的馬達萊那灣一樣。1800年，詹姆斯·索瑪爾茲爵士甚至使用了位於法國海濱且離佈列斯頓僅有五英裡之遙的杜瓦納內灣，以便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停泊封鎖艦隊中的近岸艦船。從這一觀點來看，普利茅斯與紐比的地理位置並不能被認為十分令人滿意，並冇有如同馬達萊那灣一樣位於敵軍必由之路的側翼，而是如同斯塔盧西亞那樣，位處路線的後方。儘管如此，霍克證明，戰艦的四處遊弋與管理有序能夠克服這些不利條件，這也如同羅德尼後來在他那處暴風雨並不那麼肆虐的基地所顯示出的那樣。\\n\\n關於使用手中的戰艦，現在將1778的那場戰爭視為一個整體，英格蘭內閣使得他們在美洲、西印度群島與東印度群島駐外分遣艦隊與敵軍旗鼓相當。確實，在特定時期，情況又並非如此；然而，當一般性地論及戰艦的分配時，這種斷言就是正確的。在歐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後果中，不列顛艦隊通常都大大低劣於在法蘭西與西班牙港口中的艦隻。因此，英格蘭人若想以此發動攻勢，隻能極其小心謹慎，並且由於走運而與敵艦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獲得的是一個非常決定性的勝利，否則由於交戰艦船隨之而來和暫時喪失戰鬥力所導致的相當風險，所換取的勝利也是代價昂貴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蘭本土（或海峽）艦隊也依賴於與直布羅陀、地中海的交通線，在涉及戰役和天氣時，使用起來都十分精打細算，並且侷限於執行本土海岸的防禦使命，或騷擾敵人交通線的軍事行動。\\n\\n印度的距離是如此遙遠，在那裡，對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異議，被遣往那裡的艦船停駐了下來，一旦出現緊急狀況，卻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這塊戰場可謂自立門戶。然而，歐洲、北美與西印度群島本應該被認為是一塊龐大的戰爭舞台。其中，各類事件相互關聯，各個不同地區存在著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義的緊密關係，對此應當給予適當的注意。\\n\\n作為海上交通線的守護者，假定海軍成為了戰爭中的控製性因素，海軍和那些被稱之為交通線的連續補給皆來源於本土，在那裡，主要的軍需庫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會有兩件事情相伴而來：首先，處於防禦地位的國家，如大不列顛的主要努力應集中於那些軍需中心之前；其次，為了進行這種集中，海外的交通線不應進行冇有必要的擴展，以超出加以保護的分遣艦隊最嚴格的需要。與最後一種考慮緊密相聯的是通過強化以及其他方式，鞏固那些交通線路途的至關重要的地點，以使這些地點無論如何也不應依靠艦隊來獲得保護，而僅僅隻是獲取補給與增援。對於那些在合理間隔距離內的地點也應加以同樣的鞏固。例如，直布羅陀就十分符合這些條件，因為它實際上固若金湯，所儲存的補給品能夠維持非常長的時間。\\n\\n如果這種推斷正確的話，那麼英格蘭在美洲大陸的處置舉措就大錯特錯了。由於據有加拿大，以及哈裡法克斯、紐約與納拉甘西特灣，再加上哈得遜一線也在他們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義者的土地，或許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也應在他們力量所及的範圍之內。紐約與納拉甘西待灣本應被置於讓當時的法蘭西艦隊無從下手的狀態，因此得以確保守備部隊的安全，防範來自於海上的進攻，並且使得英格蘭海軍的任務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敵軍擺脫了置列於某一歐洲軍需中心之前的英格蘭艦隊的監視，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陸沿岸拋頭露麵，後者就會在那些港灣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處。相反，這兩處港灣就會被置於虛弱不堪的境地，在一個類似於納爾遜或弗洛格特這類的人物麵前就會失陷。而在紐約的陸軍兩度被加以分割，首先開赴切薩匹克，隨後又奔向布希亞，而這兩支各自為戰的軍隊中的任何一支都冇有強大到足以應付擺在前麵的事情。在兩種情況中，當英格蘭陸軍不分兵行事就無從在中間地帶殺出一條血路時，對於海洋的控製就是旨在置敵軍於這兩部分英軍之間的夾縫地位。由於這兩部分英軍之間的溝通完全取決於海軍，因此，隨著這條交通線的延伸，海軍肩負的使命也相應增加了。保護港口與漫長的交通線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蘭在北美的特遣艦隊不斷加以擴大，從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歐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區的海軍實力。因此，英格蘭遠征北美南部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當德斯坦於1779年出現在北美海岸時，不得不迅速丟棄了納拉甘西特灣，因為克林頓根本就冇有足夠的力量既保護它，又守衛著紐約[5]。\\n\\n在西印度群島，擺在英格蘭政府麵前的問題並不是要彈壓揭竿而起的領地，而是要永保對於一些狹小但卻物質豐富的島嶼的使用權。不僅如此，還要占據這些島嶼本身，使它們的貿易儘可能的不致遭受敵軍的劫掠。無須重複的是，這相應地要求既對敵軍艦隊又對單槍匹馬的巡弋敵艦——“商業破襲艦”，正如後者現在所慣稱的那樣——確立起明確的壓倒優勢。由於冇有任何一種警戒狀態可以阻止它們全部偷偷進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島水域必須有英格蘭的護衛艦與較輕型的艦船加以巡邏。然而，如果可能的話，比起在某一地點由一支英格蘭艦隊進行遏製來，完全徹底地將法蘭西艦隊趕走肯定會更好。由於英格蘭侷限於防禦狀態，因此當處於劣勢時，總是易於損兵折將。實際上它逐漸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襲擊時，它的大部分島嶼也逐一喪失，並且在不同時期，在某一港口的轟擊下，它的艦隊往往會沉默不語。而其敵人，當他發現自己身處劣勢之時，就會等候著增援部隊的到達，他知道等待期間冇有什麼好怕的。\\n\\n這一尷尬場麵並不隻限於西印度群島。該群島毗鄰於美洲大陸，使其永遠可能在防禦方弄清其意圖之前，進攻方得以集中兩個方向的艦隊，雖然這種集中在某種程度上受限於人所共知的氣候與季節狀況。出於這原因，1780年與1781年的事件顯示出了英格蘭最能乾的海軍將領所感受到的複雜性，儘管他的戰術運用存在著弊端，但卻反映出了他內心的迷茫。當對大英帝國的繁榮所依賴的貿易的極其關切平添了幾分這種困惑之時——在所有情況下，對於防禦一方來說都是家常便飯，必須承認的是，不列顛海軍將領在西印度群島的使命既不輕鬆也不簡單。\\n\\n在歐洲，由於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樣的大型特遣艦隊——這也可以歸結成為丟失梅諾卡的主要原因，英格蘭自身與直布羅陀的安危受到了嚴重威脅。當同盟國的六十六艘戰列艦與英格蘭東拚西湊弄來的三十五艘戰列艦迎頭相撞，並且將它們全部趕進港口之時，對於英吉利海峽的控製權終於落到了法國人手中。拿破崙認為，這將使法國成為英格蘭的主人。一連三十天，組成法蘭西特遣艦隊的三十艘戰艦巡弋於比斯開灣，等待著行動遲緩的西班牙人的姍姍到來。他們並冇有受到英格蘭艦隊的騷擾。直布羅陀不止一次地麵臨著饑荒的陰影，原由即在於與英格蘭的交通線中斷了。對於它的救助終獲成功並不是因為英格蘭政府所適時派遣的艦隊的如何強大，而是由於英格蘭軍官高超的指揮藝術和西班牙人的無能。在最終的大拯救行動中，豪勳爵的艦隊僅僅隻是以三十四艘麵對同盟艦隊的四十九艘。\\n\\n在當時英格蘭所曆經的艱難險阻中，哪一條出路——是允許敵軍自由進退其港口，通過維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陣地上與之決一雌雄，或在各種困難條件下，密切監視其本土的軍需中心，而不至於懷有不切實際的避免每一次偷襲的希望；還是攔截敵軍的每支護航船隊，意在挫敗敵軍試圖實行更大規模集中的計劃，並緊緊尾隨著得以逃脫的任何大型艦隊——更佳呢？這樣一種監視切不可與封鎖混為一談，該術語通常適用於其中，但卻並不十分準確，“請讓我告知勳爵閣下，”納爾遜寫道，“塔蘭港從來就未曾為我封鎖過，恰恰相反，敵人獲得放馬出海的充分機會。因為正是在那裡，我們才能指望實現我們國家的希望與意圖。”“如果他們打算出來的話，”他又說道，“不會有什麼事情使法蘭西艦隊龜縮於塔蘭或佈列斯特”。儘管這一說法多少有些誇張，然而，試圖將他們鎖閉於港灣之中的任何舉措都將一無所獲，這一點卻是正確的。納爾遜之所以抵近他們的港口，恰當地佈置數量充足的警戒艦船，就在於打算知道他們何時得以啟航，去了哪個方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以便“尾隨他們到地球另一麵”。“我趨於相信，”他在另一場合寫道，“法蘭西的費羅爾特遣艦隊將會開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蘭與其它法國艦隊合兵一處，他們將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我們。但是，我可不願意找不到他們，皮洛（指揮著費羅爾外海的英國艦隊）將會緊追不捨的。”在那次曠日持久的戰爭中，由於氣象的惡劣，封鎖艦隊的暫時退場，或其指揮官的判斷失誤，使得法蘭西艦隊的各分支得以脫逃的事情簡直司空見慣。然而，警報很快就能得以發出，眾多遊弋的護衛艦隻中的一些總能發現他們的蹤跡，並尾隨其後以探明他們可能要走的目的地，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從一支艦隊到另一支艦隊，資訊得以傳遞，結果不久一支勢均力敵的特遣艦隊便能尾隨他們之後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麵”，如果需要的話。\\n\\n按照法蘭西政府傳統上對於法蘭西海軍的使用方式，由於他們的遠征並不是為了與敵軍艦隊決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隨之而來的憤怒的滋擾與狂熱的追逐都無助於不受乾擾和按部就班地執行政府所製定的計劃，甚至由一支分艦隊去做。而對於大規模的彙合而言，由於取決於將各港口的分艦隊統一起來，他們就是絕對致命的了。布呂克斯冒險的遊弋，於1799年在佈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戰列艦。這一訊息傳播開來的快捷，英格蘭人的騷擾舉措與個彆的失策，法蘭西意圖的挫敗與追逐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從羅什福爾、1806年維堯姆分艦隊從佈列斯特等的脫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決戰，所有這些都可被說成是為依照本書所提示的方向的海軍戰略提供了令人感興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戰役，儘管在尼羅河取得了輝煌的戰績，然而，當遠征艦隊開拔之時，由於在塔蘭前麵並無任何力量，由於納爾遜得到的護衛艦隻並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證為一個幾乎要導致失敗的事例。1808年，岡托姆在地中海九個星期的遊弋也顯示出了甚至在狹窄的水域控製住一支被允許出海，且並冇有遭到一支強大力量監視的艦隊的困難程度。\\n\\n從1778年的戰爭中並不能引證出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事例，儘管這套古老的君主製並冇有以詭秘來對其艦隊的活動來加以掩蓋，而這種詭秘正是由帝國嚴酷的軍事暴政體製強加上的。在兩個時期，英格蘭都采取了守勢；然而，在較早的那場戰爭中，它放棄了在敵人港灣之外的防禦第一線，將其整個艦隊分散開來，試圖保住這個鬆散帝國的所有港口。在試圖揭示這一政策弊端的同時。卻得承認另一政策的困難與危險。後者通過封鎖或將戰鬥強加於敵軍頭上，旨在縮短與決定戰爭進程，在大海瞬時將戰場的不同部分統一和分割之時，意識到這就是局勢的關鍵所在。這就要求有一支數量上旗鼓相當、效率上卻高出一籌的海軍，分配以有限的活動領域，並受限於承認各占據該區域的艦隊相互進行支援的條件——因此，一旦部署完畢，這就取決於攔截或擊敗敵人橫行於大洋之上的分艦隊的技巧與警惕性了；通過對艦隊發動攻勢以保護海外領地與貿易，並將其視為真正的敵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標；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況下，對需要修理的艦船的替換與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加以完成，而且還能減少對於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資源的需求。\\n\\n另一政策，實際上，需要在數量上占有優勢，因為不同的分艦隊相距太遠而無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艦隊都必須與對之可能發起攻勢的任何兵力集中確立某種均勢。這就意味著處處樹立起比實際作戰的敵軍領先的優勢地位，而敵軍則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並冇有占上風的情況下，這樣一種防禦性戰略是多麼不切實際與危險。“這可由英格蘭的這一情況來加以證明，即儘管在每一處都做了同樣的努力，但是英格蘭無論在歐洲，還是在海外都通常處於劣勢。1778年豪在紐約、1779年拜倫在格林納達、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薩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馬丁尼克、1782年又在聖基特，都是處於劣勢。而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同盟國艦隊在數量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結果，在增加船員們的危險與船隻本身的損害不斷上揚的情況下，那些並不適合於航海遠征的艦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將它們派遣回國，縮小海軍的力量，因為在冇有跨越大西洋的情況下，殖民地船塢碼頭的匱乏使得它們無法進行廣泛的修理。有關這兩種戰略的比較性開支，問題就不僅僅是哪一種在同一時期會花費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種將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縮短戰爭的進程。\\n\\n同盟國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蘭受到更加苛刻的評述。之所以如此就在於，進攻一方，事實上具有對於防禦一方的優勢。當集中他們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難得以克服——可以發現，大不列顛在任何時候都未能嚴重危害到他們的聚合——同盟國可以選擇在何處、何時、以何種方式動用他們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兵力發動攻勢。那麼，他們又是如何自我利用這一公認的巨大優勢的呢？通過在大不列顛帝國的外圍零打碎敲，通過用他們的腦袋去碰撞直布羅陀堅硬的岩石，法蘭西所做出的最為認真嚴肅的軍事決策就在於向合眾國派出一支援遣分艦隊以及一支部隊，意在使已實際抵達目的地的那些部隊的數量再翻一倍。結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使英格蘭驚奇地發現這場與殖民地的搏殺已經毫無希望，因此結束了分散其力量這一對其敵人最為有益的舉動。在西印度群島，通常由於英格蘭艦隊並不在場，這些小島一個又一個地易手，其輕而易舉顯示出，由於對那支艦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整個問題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決的。而法蘭西人，儘管具有眾多的機會，卻從未尋找到以攻擊那支被寄予了無限希望的力量的簡單方式來解開這個疙瘩。在佛羅裡達，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壓倒性的力量換取了一場毫無軍事價值的勝利。在歐洲，英格蘭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來在數量上就處於劣勢的海上力量年複一年地處於無望的境地。然而，盟國所策劃的軍事行動在任何情況下看起來都冇有打算要摧毀那支力量。在最具決定性的關頭，當德比艦隊的三十艘戰列艦被同盟國艦隊的四十九艘戰列艦圍困在托比灣開闊的錨地上時，戰爭內閣的結論卻是不發一槍一彈，僅此就完全濃縮了同盟國海軍戰爭行動的本質特征！進一步使他們在歐洲行動步履維艱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時間內，西班牙頑固地堅持將其艦隊束縛在直布羅陀附近，在任何時候都冇有實際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直布羅陀海峽或英吉利海峽或公海，沉重地打擊英格蘭海軍是削弱這座堡壘的最可靠之路徑。當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敵瀕臨饑荒。\\n\\n在他們的攻擊性戰爭行為中，結盟的王朝象大多數海上聯盟一樣，為雙方在采取行動的意見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頭爛額。西班牙的戰爭行動看起來自私自利，幾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蘭西卻更為誠實可信，因此在軍事上也更為穩健。要為對付一個做出了明智選擇的共同進攻目標而進行真心實意的合作與協調一致的行動，本應該最好提出雙方共有的目標。有些跡象顯示出了同盟國方麵在管理與準備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國方麵的人員素質還低劣於英格蘭。然而，戰爭準備與管理的問題，儘管在軍事上令人深感興趣並且具有重要意義，卻與同盟國在選擇與攻擊他們的進攻目標，從而完成戰爭目的方麵所采納的戰略計劃與方式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對於他們的考查不僅不明智地擴大了這一爭論，而且也由於堆積起與主題並無瓜葛的不必要的細節而模糊了這一戰略問題。\\n\\n有關這一戰略問題，可以簡明扼要地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詞包含了那一海軍政策的主要錯誤。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軍的希望最終化為泡影，因為通過使他們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標上麵不能自拔，他們粗枝大葉地從那條導向目標的道路上穿過，願望急切地撲在自己狹隘的目的之上——或撲在他們得以構成他們的目的的部分的優勢之上，使得他們對於他們獨自肯定能夠加以獲取的方式卻視而不見。因此，做為戰爭的結果，他們一無所獲。在做出總結之前，有必要再度進行引述，他們的目標就是‘要為著各自所受到的傷害而進行報複，結束那個英格蘭宣稱有權控製海洋的**帝國’。他們做出的報複對於他們自己而言一無是處。那一代人認為，通過使美國獲取自由解放，他們已痛擊了英格蘭；然而，他們卻未糾正他們在直市羅陀與牙買加的錯誤。英格蘭艦隊從未遭受過會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煩，北方各國的武裝中立無結果而返。不久，英格蘭的海洋帝國就變得同樣專橫，並比以前更加絕對化了。\\n\\n除了準備與管理方麵的問題外，與英格蘭人相比，同盟國艦隊的作戰素質如何，隻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數量優勢的這一無可爭議的事實即可明白。在同盟國處於攻勢而英格蘭處於守勢時，麵對英格蘭海軍，同盟**隊卻習慣上處於守勢，作為戰爭的軍事行為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認真嚴肅地打算動用數量上占優勢的力量擊潰敵軍艦隊的小股力量，使得數量上的差異變得更為懸殊，以摧毀其賴以生存的有組織的力量的方式，摧毀這個海上帝國。但這一點既冇有在同盟國更大的戰略配合上，也冇有在戰場上顯現出來，除了沙弗倫唯一輝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國海軍多在迴避或者乾脆承受對方的行動；他們從未打算要發起這樣的進攻。隻要大英帝國海軍能得以不受打擊地在大海之上稱王稱霸，不僅同盟國各自的如意算盤得不到兌現，而且內於某種幸運的機會，英國人通過贏得—場重要的勝利，從而恢複與對人實力均衡的可能性也會永遠存在。不這樣做，作為一個錯誤，應歸咎於英國內閣。但是，如果英格蘭在允許其歐洲艦隊如此遜色於同盟國艦隊方麵犯有錯誤，那麼，後者更應因未能從這一錯誤中賺取好處而受到指責。采取攻勢的較強一方不可能理解由於不得不關注於眾多地區的防禦而在調配力量上麵臨的複雜性，儘管他們並冇有進行辯解。\\n\\n法蘭西國民的偏見，在這裡的行為軌跡中可以再度找到表達，並且上次已進行過抨擊，看起來，這種偏見又為今日的法蘭西政府和軍官所共同享有。對於法蘭西海軍的曆史進程而言，這是關鍵所在；並且依照作者的意見，也是法蘭西未能從此次戰爭中取得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結果的關鍵。正如這裡顯示出的一種固有的傳統會對民眾的心智產生多麼大的影響，一群極具才乾且膽略超人的海員為了他們崇高的事業，顯然在毫無怨言的情況下，接受瞭如此卑微的角色，這是很具有啟發意義的。如果這些評論正確的話，它也帶來了一個警示，即流行的觀點和似是而非的看法總應進行徹底的檢驗。因為如果真是錯誤的話，那麼在實際過程中它們就會導致失敗，甚至於災難。\\n\\n商業破襲戰作為戰爭中一種主要的可以依賴的手段，針對於一個如同大不列顛這樣的商業性國家時具有特彆的效果。那一時代的法蘭西軍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這種觀點，現在在合眾國更是廣為傳播。‘在我看來，對付英格蘭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頗有名望的軍官拉蒙特—皮魁特寫道，‘就是在商業上對他們進行打擊。’通過認真地襲擊其商業往來，對—個國家所帶來的騷擾與苦惱為眾人所承認。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海戰中最具重要性的輔助性行動，並且直至戰爭本身終結以前，還不可能對之加以拋棄。然而，做為一項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認為其自身就足以致敵人於死地，這恐怕也隻是一種幻想。當這種幻想呈現在民眾的代表們麵前的是一種蠱惑人心的廉價外表時，它就更具有一種危險性。當所要反對的國傢俱有——正如大不列顛過去和現在那樣——一個強有力的海上大國的兩個先決條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業以及一支實力強勁的海軍時，這就尤其具有誤導作用。在一個國家的收入來源及工業可以被濃縮進一些珍寶船的地方，一次攻擊就可能割斷其戰爭的筋脈。然而，當其財富分散於數以千計的來往穿梭的船隻，當這種製度的根係擴散廣泛且深遠，並能深深地紮下根來，在並不會危及根本生命的情況下，它能承受住許多次的殘酷打擊，並喪失掉眾多枝繁葉茂的大枝的，唯有以軍事控製海洋的方式，通過對於戰略性商業中心的漫長控製，這樣一種攻擊纔會是致命性的[6]。毫無疑問，從一支強大的海軍手中奪取這種控製權隻能通過兵戎相見，並且戰而勝之。兩百年來，英格蘭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業國家，比其他國家，它的財富在戰爭時期正如同在和平時期那樣，更多地寄希望於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國家中，它一度最不願意承認商業具有豁免資格以及中立國的權利。這並不被視為一種權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種政策，曆史證明這種拒絕是有道理的。如果它還全力以赴地維持其海軍，毫無疑問，未來將重複曆史的教訓。\\n\\n大不列顛與結盟的王朝之間的預備性和約，旨在結束這一次波瀾壯闊的戰爭，並於1783年1月20日在凡爾賽簽署。這一協議是由大不列顛與美國特派代表兩個月以前製定完成的。它帶來了可觀的成果，在歐洲交戰國之間，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蘭從法蘭西收回了為它所丟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島，但放棄了斯塔盧西亞。法蘭西在印度的據點得到了恢複，而亭可馬裡由於為敵人所占有，英格蘭不可能爭辯要將其歸還給荷蘭，然而它拒絕讓渡內格帕頓（Negapatan）。對於西班牙，英格蘭交出了兩佛羅裡達與梅諾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對於後者的占據的話，那將是英格蘭的一次嚴重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在下一次戰爭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顛之手。此外，條約還對西非海岸貿易據點進行了某些無關緊要的重新分配。\\n\\n儘管就它們本身而言都無足輕重，然而仍有必要對這些安排作出一番評論。在任何一場即將來臨的戰爭中，它們的永續性將完完全全地取決於海上力量的平衡，取決於那片尚未由戰爭確定其歸屬的海域中的帝國。\\n\\n最終和約於1783年9月3日在凡爾賽得以簽署。\\n\\n第一部歐洲的衝突\\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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