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八節
綠皮火車像條年邁的青蛇，在鐵軌上慢吞吞地遊移。車輪碾過接縫處的哐當聲有節奏地敲著耳膜，車廂裡瀰漫著煤煙味、汗味和劣質煙草混合的氣息，昏黃的燈泡懸在頭頂，隨著車身搖晃出一圈圈模糊的光暈。我和母親對麵坐著，她靠窗的位置積著層薄薄的灰，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包帶——那是個洗得發白的藍布包，裏麵裝著給姑媽帶的嘉興粽子是車站買的，油紙滲著油星，在布麵上洇出淺黃的印子。
“慢車就是這樣，”母親嘆口氣，把我的圍巾又緊了緊，“一路都要給快車讓道，咱們且得熬著呢。”
我點點頭，看著窗外。夜色濃得像化不開的墨，偶爾掠過幾盞昏黃的路燈，快得像流星。車廂裡人不多，後排有個男人打著震天響的呼嚕，前排的大媽抱著個熟睡的孩子，繈褓裡露出半隻紅通通的小腳。母親推了推我，指著她身旁的空位：“躺會兒吧，看這架勢，天亮前到不了上海。”
我蜷起身子，頭枕在母親的膝頭。她的棉布褲子帶著皂角的清香，膝蓋處磨得發亮，卻乾淨得沒有一絲褶皺。火車又哐當一聲停了，這次停得格外久，窗外傳來鐵軌工人敲打扳手的叮噹聲，遠處隱約有汽笛長鳴，像困在深巷裏的野獸在低吼。我眼皮越來越沉，恍惚間覺得自己像粒被風卷著的塵埃，在無邊無際的黑夜裏飄啊飄，最後被母親的手輕輕接住，墜入了夢鄉。
再次睜開眼時，車廂裡已泛出青白的晨光。母親正彎腰替我理著壓皺的衣領，聲音帶著剛醒的沙啞：“到了，上海站。”
下了站台，冷風像小刀子似的往骨頭縫裏鑽。我縮著脖子打了個哆嗦，才發現上海的冬天比嘉興冷得更尖銳——嘉興的冷是裹著水汽的濕冷，黏在麵板上慢慢滲進去；上海的風卻帶著股硬勁，刮在臉上生疼，像是從冰窖裡直接灌出來的。天剛矇矇亮，鉛灰色的雲壓得很低，站台盡頭的訊號燈忽明忽暗，像隻疲倦的眼睛。
“先找個地方暖和暖和。”母親拉著我往出站口走，她的手很暖，掌心帶著常年握手術刀磨出的薄繭。
車站附近的早點攤冒著白騰騰的熱氣，我們挑了家掛著“上海小吃”木牌的鋪子。豆漿是現磨的，盛在粗瓷碗裏，上麵浮著層細密的泡沫，喝一口，醇厚的豆香混著暖意從喉嚨一直淌到胃裏。大餅在鐵板上烤得酥脆，咬下去哢嚓響，芝麻的香味混著蔥花竄出來。我連喝了兩碗豆漿，額頭上沁出細汗，再抬頭時，天已經亮透了，鉛灰色的雲被撕開道口子，漏出點淡金色的光。
“大哥，問下到浙江中路怎麼走？”母親向攤主打聽，手裏還捏著半塊沒吃完的大餅。
攤主是個絡腮鬍的中年男人，操著一口帶滬語腔調的普通話，指手畫腳說了半天，又報了三路公交車的號碼。母親聽得仔細，時不時點頭應著，末了還從布包裡摸出顆水果糖遞過去：“多謝了，嘗嘗我們嘉興的糖。”
男人笑著接了，塞進嘴裏：“客氣啥，你們鄉下人就是實誠。”
我心裏咯噔一下，攥著豆漿碗的手緊了緊。母親卻像沒聽見似的，拉著我往公交站走，輕聲說：“記著路牌，別跟丟了。”
轉第三趟車時，車廂裡已經擠滿了人。上海的公交車比嘉興的新，還大，足有嘉興三台汽車那麼長，還長著辯子，扶手擦得鋥亮，車窗上貼著花花綠綠的廣告。我被擠在母親身後，聞著周圍人身上的雪花膏味、油條味，還有一種說不清的、屬於大城市的氣息。有人用滬語高聲交談，語速快得像炒豆子，我大概能全聽懂，隻覺得他們的語調裏帶著種天生的熟稔，彷彿這座城市的每一條街道、每一盞路燈，都是他們家的後院。
終於到了浙江中路，街兩旁是擠擠挨挨的樓房，牆麵上爬滿了斑駁的爬山虎，晾衣繩從這棟樓拉到那棟樓，掛滿了五顏六色的衣裳。我們提著包在巷子裏轉了好幾圈，問了修鞋的大爺、買菜的阿姨，纔在一條窄得隻能容兩人並排走的弄堂深處，找到了那家“金華旅館”。
旅館的門是褪了漆的木門，推開時吱呀作響。櫃枱後的老太太戴著老花鏡，抬頭打量我們：“住店？”
“我們找親戚，”母親上前一步，“她叫於秀琴，是從洛陽來的，在這兒住了些日子。”
老太太哦了一聲，在賬本上翻了翻：“二樓，203房。我帶你們去。”
樓梯是木頭的，踩上去顫巍巍的，每一步都發出“咯吱”的呻吟。二樓果然像老太太說的，中間是個方方正正的大客廳，擺著張掉漆的八仙桌，四周全是帶編號的房門，像蜂巢裡的小格子。姑媽住的203房在轉角，門虛掩著，能聽見裏麵傳來窸窸窣窣的響動。
老太太敲了敲門：“於同誌，有人找。”
門開了，姑媽穿著件灰藍色的列寧裝，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隻是臉色還有點蒼白。她看見我們，先是愣住了，看到了我眼睛眨了兩下，像是在辨認什麼，直到母親笑著說：“秀琴，我們是嘉興來的。”
“哎呀！是弟妹啊！”姑媽看見我想到了她弟弟小時候的模樣也反應過來了，一把拉住母親的手往屋裏拽，“快進來快進來，外麵冷！”她又轉頭對老太太道，“張阿姨，麻煩您了。”
老太太點點頭，轉身下樓時還不忘回頭看了我們一眼，眼神裏帶著點探究。
房間不大，擺著兩張單人床，一張木桌，一把椅子。牆角的煤爐上坐著個搪瓷缸，正咕嘟咕嘟冒著熱氣。姑媽一邊給我們倒熱水，一邊絮絮叨叨地說：“我這腦子，前陣子磕了下，記性更差了，剛看見你們，愣是沒認出來，弟弟這兒子長得跟他真像。”她說話時，手指下意識地摸了摸後腦勺，那裏還貼著塊紗布。
“醫生怎麼說？”母親接過搪瓷杯，指尖觸到溫熱的杯壁。
“說是沒啥大事，養著就行。”姑媽笑了笑，從床頭櫃的網兜裡摸出兩個蘋果，“來，嘗嘗上海的蘋果，比你們那兒的肯定甜甜。”
那蘋果確實大，紅撲撲的，表皮光溜溜的，不像我們小鎮上賣的，總帶著點蟲眼和疤痕。姑媽拿水果刀削了皮，蘋果的清香立刻漫了開來，甜絲絲的，混著煤爐裡煤塊燃燒的味道，在小小的房間裏打著轉。我接過遞來的蘋果，咬了一口，汁水瞬間在嘴裏爆開，甜得恰到好處，一點也不澀。
“好吃吧？”姑媽看著我，眼裏帶著笑意，“上海的水果都是從北邊空運過來的，新鮮。”
我點點頭，嘴裏塞得滿滿的，說不出話來。那兩天，姑媽每天都會買蘋果回來，我像隻貪嘴的小鬆鼠，把木桌上的蘋果吃得一個不剩。最後一個蘋果下肚時，我摸著圓滾滾的肚子跟姑媽說：“姑，這蘋果真好，我們鎮上的蘋果又小又酸，還帶股怪味。”
媽媽嘆了口氣：“大城市嘛，啥好東西都先緊著大城市。他們總叫咱們鄉下人，其實也不全是壞心，就是見得多了，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媽頓了頓，又補充道，“不過我們鄉下也有好的，每次去鎮上買肉，都是現殺的豬，新鮮得很。上海人想吃口新鮮肉難著呢，菜場裏賣的都是凍了不知多久的，跟殭屍似的。”
我這才知道，姑媽在上海看病，一直住旅館。“醫院病房緊張得很，”姑媽解釋道，“除非是快不行的，不然都得自己找地方住。我這算好的，廠裡給報銷旅館費，還派了人來看過兩回。”
臨走那天，姑媽往我們包裡塞了一大袋蘋果，又從抽屜裡拿出個玻璃瓶，裏麵裝著雪白的粉末。“這是珍珠粉，”她說，“我每天都吃，安神的，你不是總說睡不著嗎？拿著。”
我瞅著那瓶子精緻的玻璃蓋，知道這東西金貴，連忙擺手：“姑，我不要，太貴重了。”
“拿著吧，”姑媽把瓶子硬塞進我手裏，“公家出錢的，我這工傷，廠裡給配的。不拿白不拿，我纔不管呢，身體是自己的。”她又轉向母親，壓低了聲音，“弟妹，我跟你說實話，我這腦子就是輕微腦震蕩，養養就好了。但我想通了，以前在廠裡拚得太凶，值當嗎？現在趁這機會歇著，也挺好。”
母親看著她，忽然笑了：“你呀，總算開竅了。”
回到嘉興，父親已經從鄉下回來了。他聽母親說完姑媽的情況，點了點頭：“問題不大，就是得放寬心養著。”沒過幾天，縣裏也來人了，給母親送來了結論——她之前被卷進去的那樁案子，查清楚了，跟她沒有半點關係。母親拿著那張蓋著紅章的紙，手指微微發抖，眼眶卻亮得很。
那年春節，家裏格外熱鬧。姑媽帶著表哥天峰從上海來了，她說過幾天她和天峰要走，讓姑父在我們這兒再多住些日子——她說要等政策明朗了再讓他回去，不然那把老骨頭經不起折騰。
天峰表哥比我大十歲，正在**讀大學。他看見我弟弟，笑著問：“這是冰峰吧？跟我名字就差一個字。”
我這才注意到，弟弟叫冰峰，表哥叫天峰，都帶著個“峰”字。母親笑著說：“你姑夫取的，說‘峰’字好，有骨氣，能站得高。”我摸手上的蘋果忽然覺得，原來取名字也是件有講究的事，像在給日子偷偷埋下個盼頭。
除夕那天，父親寫了副春聯，上聯是“雪消門外千山綠”，下聯是“春到人間萬戶歡”。我和天峰表哥一起貼在門框上，漿糊是母親用麵粉調的，黏糊糊的，蹭在手上暖烘烘的。廚房裏，姑媽帶來的上海蘋果擺在盤子裏，紅得像小燈籠，弟弟冰峰踮著腳夠不著，被姑父一把抱起來，舉到櫃子頂上讓他拿。
吃年夜飯時，父親開了瓶紹興黃酒，給姑父倒了滿滿一杯。“來，喝了這杯，”他舉起杯子，“新的一年，啥都能好起來。”
姑父眼眶紅了，仰頭把酒喝了，抹了把臉：“借你吉言。”
窗外的鞭炮劈裡啪啦響起來，炸開的火星像撒了把星星。我扒著窗戶往外看，雪不知什麼時候停了，月亮從雲裡鑽出來，給屋頂蓋了層銀霜。母親走過來，把件厚棉襖披在我身上，輕聲說：“冷不冷？進去吧。”
我搖搖頭，看著遠處亮著燈的窗戶，忽然覺得，那些燈光像一串省略號，後麵藏著好多好多的日子。天峰表哥說，他畢業後想到浙江來，浙江是老家。母親說，等開春了，她想在院子裏種點青菜；父親說，他要把那輛舊自行車修修，帶著我們去縣城逛公園。
大年初一的太陽特別好，暖融融地照在院子裏的積雪上，折射出晃眼的光。我坐在門檻上，看著弟弟冰峰和天峰表哥在雪地裡追著跑，聽著屋裏傳來姑父和父親的笑聲，手裏攥著那瓶珍珠粉，瓶身被太陽曬得暖暖的。
原來雪化了之後，真的會有春天啊。
我望著遠處黛青色的天空，心裏忽然篤定起來——那些埋在泥裡的日子，那些在黑夜裏搖晃的火車，那些帶著涼意的上海的風，總有一天，都會長出新的芽來。
《滬上行》
鐵馬搖風赴滬濱，
姑慈漿暖破冬晨。
一堂笑融簷前雪，
已見春光探舊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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