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上海
車子停在弄堂口。沈靜言推開車門，下了車。夜風迎麵吹過來，帶著桂花的甜香和隔夜的煤煙味，涼颼颼的，她縮了縮脖子。
顧明慎也下了車，站在車旁邊，手插在口袋裡，看著她。
路燈在他身後投下一圈昏黃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拖在石板路上，像一條黑色的河。
他喝了太多酒，臉上還紅著，但眼神已經清醒了。在車上眯了一會兒，酒勁過去了一些。
“進去吧。”他說。
“嗯。”她應了一聲，卻沒有動。
他也沒有動。兩個人站在弄堂口，隔著兩三步的距離。
風把梧桐樹的枯葉吹到他們腳邊，沙沙響，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嘆氣。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也許等他先說再見，也許等他說別的什麼，也許什麼都不等，隻是不想走。
不知道是鬆本對沈靜言感興趣還是因為別試探她，今天又邀請了沈靜言去渡邊家吃飯，顧明慎不放心也跟著來了。
今晚在渡邊家，她坐在那個日本人旁邊，喝他倒的酒，吃他夾的菜，回答他那些像刀子一樣的問題。
她一句錯話都沒說，一個破綻都沒露。但她累了。
不是身體累，是心累。像一根綳了太久的弦，隨時都可能斷。
而他坐在她旁邊，替她擋酒，替她看渡邊的眼色，替她在桌子下麵握她的手。
他的手很暖，掌心有一點汗。她記得那個溫度。
“婉清。”他叫她。
她抬起頭。他站在路燈下麵，臉上半明半暗，眉頭微微皺著。他叫她婉清的時候，聲音和叫“沈秘書”不一樣。
“沈秘書”是平的、直的、沒有溫度的。但“婉清”不一樣。
這兩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像一顆石子投進深潭，有迴響，有漣漪，有餘音。她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區別。
也許有，也許沒有。但她注意到了。每一次都注意到了。
“你今天喝了不少。”她說。
“還好。”
“你替我擋了好多杯。”
“應該的。”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有一點泥，不知道在哪裡沾的。
也許在渡邊家的院子裡，也許在下車的時候，也許在更早的地方。她盯著那點泥，看了很久。
“顧明慎，”她說，“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他沒有回答。她抬起頭，看著他。他站在路燈下麵，手還插在口袋裡，肩膀微微塌著，像扛著很重的東西。他看著她，目光很深，深得像一口井。
“你想聽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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